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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年，纳瓦拉的波旁家族继承了亨利三世留下的法国王位，开始了在法国的统治。随着君主专制权力的加强，波旁王朝治下的法国迈入了一个全盛德时期，路易十四被全欧洲畏惧地称作“太阳王”。然而，强大繁荣的王朝背后，隐藏着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到了路易十四的来孙路易十六登基后十年，这种危机已经演进到了无可附加的地步。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即将在大西洋畔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上演。

　　早在1785年，路易十六的私人财政大臣卡隆便向国王陛下递交了一份财政报告。上面的内容令国王震惊异常，长期的对外作战的挥霍和入不敷出已经将法国王室逼到了破产的边缘。

　　路易在随后的时间召开了由高级贵族组成的显贵会议，企图通过税制改革缓解危机。但贵族们并不愿意顺应国王的要求，公然反抗国王的意见，卡隆引咎辞职。路易十六甚至不惜放逐了抵抗他旨意的巴黎高等法院法官，但却又在一百多天后向贵族们屈服。四年来，王室的财政问题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国王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却被激化了，甚至没有一个家族愿意向王室提供贷款来接济。

　　鉴于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王室即将破产的窘境，路易十六听从新任财政总监瑞士人内克尔的意见，在宣布破产与重新召开三级会议之间选择了后者。所谓“三级会议”，是由当时法国国内划分的三个等级（分别为由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其余98%民众组成的第三等级）各派代表讨论国家事务的会议。自1614年以后，三级会议因为专制权力的加强而被终止召开了长达177年。在1789年的5月，从法国83个省而来的代表们聚集在凡尔赛宫，开始了这一年的三级会议，也是法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的三级会议。

　　每个等级在依照惯例只拥有一票，但在1789年，第三等级的代表呼吁三个等级共同议事，按人数每人一票进行表决。

　　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向国王索要与一二等级平等的权利，并在路易十六没有批准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了“国民议会”，宣布了自己在国家立法上的绝对权威。6月17日，路易十六听闻了第三等级代表做出的决定，怒不可遏。他宣布关闭了原为第三等级代表议事而准备的梅尼大会堂，并开始着手组织和取缔第三等级代表的“犯上活动”。

　　6月20日的清晨，凡尔赛的天空下着小雨。数百名第三等级的代表冒雨来到梅尼大会堂，却发现会场的大门紧锁，士兵在会堂外围出了一道警戒线。在首任国民议会会长巴依的带领下，代表们决定捍卫新生的国民议会，并来到了会堂附近的王家网球场。第三等级代表在那里宣誓，任何一个人将会致力于制定王国宪法以改进君主制，绝不与国民议会分离随着几天后奥尔良公爵率领的一批同情第三等级的一二等级代表的加入，国民议会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承认。7月初，为制定宪法而成立的30人宪法委员会自国民议会中产生，国民议会也正式更名为“国民制宪议会”。

　　凡尔赛和整个巴黎都在庆祝第三等级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一位后来亲历了大革命的英国旅行家在旅行日记中写道：

　　1789年的巴黎，西部是富人聚居区，而东部，北部是贫民区。由于三级议会的召开，巴黎城内政治气氛更加浓厚。粮食减产导致的恐慌也一直在蔓延。各阶层的人们聚集在黎塞留公爵修建的罗亚尔宫，激烈地讨论着时事和政治。后来声名远扬但当时只是初出茅庐的青年政治家伊曼纽尔·西哀士凭借着一本名为《第三等级是什么》的小册子名声大噪。巴黎城内充满了第三等级的支持者。

　　早在四月，一名在圣安托万区公共集会上演讲公然侮辱印刷工人的印刷厂老板激起了巴黎民众的愤怒。数百名工人在次日洗劫了他的住宅，并和闻讯而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当局在几天后进行了审判，并将领头的肇事者处死。这起小小的骚乱微不足道，却为巴黎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路易十六也听闻了近日在巴黎城内爆发的冲突。在他的授意下，由雇佣军和贵族军队组成的保王党军团开始在巴黎城外集结。至七月初，已经有20个军团近三万人在巴黎城外待命。然而，巴黎城内的紧张和对抗情绪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却造成了下层百姓人心惶惶。有蓄意生事者开始谣传，国王要屠杀第三等级的支持者，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

　　自6月份国王与第三等级代表爆发冲突后，内克尔便逐渐失宠。路易十六在7月11日将内克尔解职，并授意他秘密离境。内克尔与当晚悄然前往布鲁塞尔，转日，即7月12日，巴黎的民众获悉内克尔已经被解职，马上发生了巨大混乱。金融家们决定关闭证券交易所，并派遣一位代表前往凡尔赛，打听局势发展情况。他们猜测政府或许会抵赖债务，这使他们惴惴不安。诸多保王党军队在巴黎城郊调动的传言，已使人们开始担心，又一个圣巴托罗缪之夜即将来临。（注：1572年发生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呼格诺新教徒被天主教军队血腥屠杀，塞纳河的河水甚至都被鲜血染红。）

　　下午3:30，一位来自吉兹的青年演说家卡米耶·德穆兰在人们鼓励下站在一张桌子上，对群众大声宣布：国王撤掉内克尔，是对国民的侮辱，是又一个杀爱国者的圣巴托罗缪之夜来临的预兆。他号召大家拿起武器，抵抗，并建议用绿色作为行动的标记。拿起武器的号召立刻得到了响应，数百名激动的巴黎人冲出罗亚尔宫，来到大街上。一些人还从罗亚尔宫抬出了内克尔与奥尔良公爵的半身像整队。在杜伊勒里花园，军队驱散了群众，双方爆发了冲突，一些人受了伤。随后在路易十五广场和塞纳河桥上也发生了类似的冲突，军警的似乎证实了德穆兰所说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即将再次来临的预言，激动的人群越来越多，群众抢劫武器商店，武装自己，反击前来的外国雇佣军。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法兰西近卫军和德意志近卫龙骑兵在杜伊勒里宫也因故爆发了冲突，冲突的原因已经不得而知，但不少近卫加入了的队伍令局面变得更加复杂。13日凌晨一时，巴黎卫戍司令贝桑沃尔下令军队退到马尔斯校场，任事态自行发展。

　　矗立在巴黎城郊的巴士底狱，始建于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在十五、十六世纪始终作为军事要塞，但后来黎塞留大主教把它改建为一座关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在十八世纪，如伏尔泰等一些作家、哲学家和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领袖布里索在内等很多政治运动者也曾被囚禁在这里，给它带来了坏的名声，也使它被看做国王专制统治的象征。

　　1715年的巴士底狱。由八座圆形塔和高达30米的坚固围墙组成，周围建有深达三米的壕沟，与塞讷河相连，但在1789年，壕沟里的水却干了。

　　7月13日清晨，巴黎群众开始到处寻找武器，目的在武装自己，对抗保王党军队可能发动的和屠杀。他们洗劫了巴黎城内的武器商店，砸破门窗，逼着店主交出武器。圣安托万区一位刀具店的店主后来报告说，店内有830把刀被市民抢走。下午，有消息说在巴黎荣军院当中存有武器。14日凌晨，群众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荣军院，他们找到了2.8万支步枪和10多门大炮，但是并没有找到火药。这时又有人开始呐喊：巴士底狱当中贮存着火药。 更有人开始谣传说，圣德尼区的军队已经出发起来，巴士底狱的大炮正在瞄准东郊的圣安托万。“到巴士底狱去！”的口号声顿时在整个巴黎此起彼伏，从上午九时起，各区的民兵和群众扛着刚得到的和长矛，大刀等，源源不断的涌向巴士底狱。

　　巴士底狱原来驻扎着82人的守备队，由德·洛内担任指挥官。7月7日，又有32人的瑞士卫队被调来加强守卫。当群众在上午十时围住巴士底狱时，市政厅的选举委员会派了一个代表团进入巴士底狱，与德·洛内进行交涉，以免发生。德·洛内盛情地邀请代表们与他共进午餐，代表们欣然应允，但外面的民众对此一无所知。到了下午一点三十分，代表团仍未从巴士底狱当中出来，围在外面的群众开始担心代表团已经遭遇不测。就在这会儿，巴士底狱外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群开始骚动，有人从隔壁房屋屋顶攀爬上了巴士底狱的吊桥，用斧子砍断了吊桥的铁链，吊桥掉了下来，一道大门被强行打开了。人群涌进大院，

　　枪声响起后，市政厅又派出了两个代表团，希望能进行交涉。但群众高声呼喊着：“攻陷巴士底狱！”任何的交涉已经无用，越来越多的尸体和伤员被运到市政厅。

　　下午三点左右，一支由42名法兰西近卫军士兵组成的队伍，在中士于兰的率领下赶到巴士底狱，三四百名武装群众拖着从荣军院带来的两门大炮尾随着他们。群众推选于兰为指挥官。当人们把两门大炮运到，并将炮口对准巴士底狱的大门时，城楼上守备的士兵开始惊慌，一些士兵举起白旗，被从城楼下扔了下来。4名守备士兵放下城堡的主吊桥，人群拥了进去，巴士底狱就这样被占领了。

　　德·洛内被人们当做叛徒押往市政厅。在路上，一名厨师和他发生了冲突，人们开始咒骂他。厨师用随身携带的菜刀一下下割下了德·洛内的头颅，悬挂在长杆上。人群瞬间爆发出一阵激烈的欢呼。

　　当天晚上，巴黎群众奔走相告，“巴士底狱被攻占了，城门被打开了。”许多人在为信件署上日期时，将这一天记为“自由元年元日”，人民因为革命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但没有人会想到，巴黎城乃至整个法国，都会在接下来的十年饱受动荡和暴乱带来的灾难和痛楚。

　　无论是年鉴派历史学家还是修正派历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巴黎市民在1789年7月14日的英勇行为以高度赞赏。他们将其誉为巴黎民众的“第一次起义”。我们无可否认巴黎市民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和献身精神，但我们也需要理性地看到，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种勇气将法国大革命带入了恐怖政治的深渊，给法国政治也带来了深刻而无法改变的影响。如今巴黎的“黄背心”运动，是否也能从中看出一丝冲击巴士底狱的巴黎人民的影子呢？历史的巧合也的确让人感叹不已。

　　王养冲 王令愉：《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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