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鼠疫、天花、霍乱甚至结核病的横行都曾严重影响了巴黎地区人民的生活。尽管历尽坎坷，巴黎从未沉沦，一次次再次走向繁荣。

　　而今巴黎14区的地下墓穴Catacombes de Paris，累累白骨，或许还能找到一丝18世纪遗留在巴黎的痕迹。希望役后的某日，还能再去一探究竟。

　　科学历史学家维格纳（Laurent-Henri Vignaud）说，流行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对流行疾病的恐惧。

　　对维格纳而言，对流行病的恐惧在人类史上源远流长。他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世纪在欧洲传播的瘟疫。

　　尤其是14世纪的”黑死病“，这一流行病在整个欧洲乃至亚洲，特别是在当时人类集中的大城市，1/3至1/2之一的巴黎居民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在整个18世纪，天花在欧洲主要首都肆虐。其破坏之大，1754-1763年的皮特堡围攻战期间，英国人曾考虑利用天花对抗法国及其美洲原住民盟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因因感染天花而毁容（脸上留下麻子），路易十五则直接命丧于此病。

　　ps，由于古代发病率太高，当时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就有很大可能是“麻子脸”。然而，这么一个可怕的病魔，却在1980年5月被宣告彻底消灭，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唯一彻底消灭的传染病。

　　而在19世纪的1832年，霍乱(Cholera)也加入了流行巴黎的队列，近2万人死亡。据称，巴黎当局因其惨败而迷失方向，向最严重的地区射发了一枚空白大炮，以驱散被认为是邪恶的空气。

　　据相关记载，1827年，孟加拉地区发生霍乱，扩散到整个印度后于1829年传播到阿富汗、波斯和俄罗斯的奥伦堡，1830年传入阿斯特拉罕，并沿着伏尔加河及其支流传播到察里津、萨拉托夫、喀山和莫斯科。1831年，霍乱继续向西传播到布列斯特、格罗德诺、华沙和圣彼得堡。1831年8月到达柏林和维也纳，10月传至汉堡，并由此经北海传播到英格兰东北部港口城市桑德兰。1832年，霍乱席卷了包括伦敦、都柏林、巴黎在内的西欧大部分地方。1832年2月传播到英国、法国。

　　巴黎，第一例病例出现在1832年3月26日（27日死亡，男，在rue Mazarine）。

　　3月31日至4月1日，疫情扩散到巴黎全市。尤其在沿塞纳河流向，自巴黎市中心往下游的几个街区 (lHtel-de-Ville ; la Cité ; des Invalides)。4月7日，感染患者达1853名。霍乱流行的6个月时间内（3月至9月），因这场流行病，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达到18402名。

　　事后，1834年，由塞纳省、法国公共事业与商业部及专门委员会联合完成一份《1832年塞纳河省-巴黎及其近郊霍乱的爆发及其影响》的报告，报告认为“假定在家中治疗的病人的死亡率与在医院治疗的病人的死亡率相同，可以认为，在家中患霍乱的病人约有20000人，所以认为巴黎患霍乱的病人超过39000人”。

　　根据疫情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侵入、爆发、传播期（3月至6月中旬）；第二阶段：复发期（6月中旬至9月底）。

　　4月5日，一天就有300人死亡；4月9日，814人死亡。4月18日，感染人数约20 000人，当天死亡人数超过700人。4月，死亡人数达到12733，也成为整个霍乱流行阶段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

　　到7月28号，死亡人数降到25-30人。到9月份，死亡人数下降到10-20人/天。9月18至10月1号，死亡人数0-6/天。从3月26日至9月30日，疫情持续时间189天，27周。此时巴黎人口759 135人。

　　1832年的巴黎面积小于现在的巴黎。1832年的巴黎有多大呢？面积32.91平方公里。人口759135人。分为12个区，每个区有4个街道，共48个街道。（现在的巴黎经过1860行政区划变革，扩大为20个区-灰色标识，约105平方公里。）

　　自1832年3月份霍乱爆发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分布在7、8、9、10、11、12区。从空间分布上，是两个特征：一是集中在市中心区7、9区；二是沿着塞纳河的8、10、11、12区。

　　从各区的人口密度来看，人口密度高的区域的确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比如市中心区--9区，人均占地面积仅仅20平方米，死亡人数比率达到千分之46左右。随之，是9区东北部人口密集的7区，然后是沿塞纳河自东往西的8、12、11、10区。西北部的6个区（1-6区）疫情较轻。1-6区总人口383390 （759135巴黎全市），地势相对较高，居住环境开放，不拥挤，人均占地面积57平方米，主要取水源非塞纳河。当然4区也是人口密度很大的地方，但这里是卢浮宫所在地，主要居住的是皇室及其服务人员，死亡率相对并不是很高。

　　第一，城市管理者及居民均对传染病防控意识不足。城市管理者对感染者没有及时、有效进行隔离。霍乱的大流行，也与公众的防范意识不强有关系。霍乱刚开始时，大部分人都没有特别小心。

　　据记载，3月26日出现第一例病例（27日死亡）。但3月29日是封斋节(la fête de la mi-carême)，当天巴黎的大街上人头攒动，到处是带着面具的狂欢的人群；剧院里，28、29号两天都挤满的人。

　　第二，城市中的不洁卫生条件。饮用水不干净导致了大量的传播。为什么市中心9区死亡人数最多，疫情最为严重？最重要的原因是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

　　9区及附近是巴黎传统中心，当时的市中心非现在的风貌，卫生条件可以用恐怖来形容。是居住环境最拥挤、卫生状况最恶劣的地区。

　　据调查有超过20000间房屋是属于卫生条件极差的房子。这些房子的外面，街道非常狭小，常年不清扫，街道上污水横流；在房屋内部，这些房子基本上和贫民窟的卫生条件差不多，或者说没有任何的卫生可言。

　　有一个医生对Saint-Germain-LAuxerrois 32号如下描述：“皮革工的作坊就在院子里，皮革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经过院子直接流出去，有一部分直接流进院中的井里，同时，在这间屋子的面包师傅直接从井里取水来做面包”。

　　另外一个医生记录某间房子的内部情况：“很多房间非常狭小，里面住满了人，连一只脚也插不进去，恶臭熏天，里面没有空气，只有病毒。”

　　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流行性疾病都会随时爆发，由于9区沿塞纳河，鼠疫病菌通过水，往下游传播到霍乱沿塞纳河区域，尤其是那些直接从塞纳河取水的区域，比如10、11、12区。

　　根据1834年，由塞纳省、法国公共事业与商业部及专门委员会联合完成一份《1832年塞纳河省-巴黎及其近郊霍乱的爆发及其影响》的报告据统计，巴黎在3-9月是以北风、东北风为主的天气。

　　1831年下雨或大雾天气达到85天，年平均气温达到11.69度。相对以前，1831年是一个潮湿，温度较高的年份。

　　1832年3月份，温度变化很大。常常在24小时内，有3-8度的温度变化。

　　3月26日第一例病例出现的当天，温度7.5度。风向从北风、东北风忽然变成南风、西南风。

　　3月27至4月12日，疫情出现的前17天中，巴黎一直刮北风/东北风，温度：7-17度。7度至9度共10天；10-17度共7天。在此期间，4月9日，疫情达到高峰。

　　4月16号开始刮东南风，24号又开始刮北风。4月24号至4月底风向不定，是不连续的西风、西北风，东风、东南风。

　　5月1号到20号，无持续性风向，时而东南风，时而西南风，北风，西北风，西风，东风，风向不定。

　　6月份，除了16、17、18几天，风向和5月相似，大部分时间，风向不定。在这样的风向下，死亡人数从每天7、800下降到12-20人/天。与此同时，温度也不断升高，达到18-23度。

　　7月5号到14号，持续性南风天气（南风、西南风），死亡人数有开始上升，从20人/天上升到7月18号的225人。

　　7月18号以后，温度持续升高，时而东北风、时而西北风，死亡人数又开始下降。

　　结合月度死亡人数及气象条件分析（表1），可以认为1832年巴黎霍乱的传播与“鼠疫耶尔森菌”在一定气象条件下传播有相关性（在死亡人数最高的4月、7月均有持续风向和较为稳定的温度天气）。尤其是特定温度条件的细菌在空气中的存活时间及持续风向下的传播强度。

　　由此可见，霍乱病菌在持续的风向下，会以稳定的数量向一个方向传播，尤其在人群密集的区域形成高发疫情区域。但随着温度的升高，霍乱疫情慢慢消失。

　　可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巴黎没有做好准备。医院很快就爆满，随后很快新设了10几家临时医院，但在面对大量病人的情况下，也显得束手无策。

　　为了更加快速地提供救治机会，缩短从家里到医院的路程上的时间，政府也开始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街区（共48个街区）设立了临时医疗站，每个医疗站每天配备1名医生，一位药剂师，数名医学院学生。药剂师24小时值守，医生每4小时倒班，政府在每个医疗站点配备一辆公共马车用于运送医生和他们的助手。

　　但由于没有专门运送病人的救护车辆，许多人还是花很长时间在从家到医院的路上，很多人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失去了救治的机会。

　　此外，由于与患者密切接触的关系，部分职业人群的死亡率较高，卖蔬菜商人（菜贩子）死亡率9.1%，166人；日短工（临时工）1171人，死亡率8%；旅馆业主123人，死亡率6.8%；佣人616人，死亡率4.2%。

　　整个疫情期间，商业消沉，物价高涨。4月5日，巴黎市政府拨款36000法郎用于衣物救济，20000法郎用于困难家庭救济，当然这些只是杯水车薪。后续其他社会募捐陆续达到750000法郎。

　　(以上关于巴黎1832年霍乱的信息数据来源于作者黄辉，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讲师、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会员。图片来源网络)

　　在中世纪，人们喝着流淌过圣路易岛的塞纳河水。拿破仑一世为了他喜爱的巴黎人民，曾雄心勃勃地计划重建巴黎。

　　他从运河修建开始，使之为这座城市提供淡水。接着他又开始延伸里沃利街的工程，从协和广场开始延伸，但在他下台前只延伸到了卢浮宫。在拿破仑被流放至圣赫勒拿岛的途中，他如此写道“要是上天赐予了我二十多年多年的统治时间，再加上有些微的空余时间的话那该多好。到那时，如果有人去寻觅那已成过去的巴黎，他便会发现此举是徒劳无功的，他能寻得的也只是遗迹。”

　　与脏水斗争中的巴黎坚持了很久。在巴斯德以前，人们还认为邪恶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而恶臭则是疾病的传播者。这就是为什么在路易十六统治的最后几年，市中心Les Halles地区著名的圣婴墓地，因其散发的气味让当时街坊邻居如临大敌，终被关闭，公墓中的骸骨随后被转移到了蒙巴纳斯街区的伊索尔墓园（Tombe Issoire）-当时觉得算是巴黎郊区。

　　而到了19世纪中，在对抗脏水和恶臭的战斗中终于迎来了一位新主人，在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乔治-欧仁·奥斯曼登上历史舞台，在1853年6月22日就任塞纳省省长。

　　他首先把巴黎市中心的拥挤区域作为改造重点，打通南北道路，拓宽街道，拆除卫生条件极差的房屋、进行整个城市的下水道改造，修建广场，在路两边加上路牙子等等。这些改造城市的手段让市中心的拥挤环境得到改善，城市的穿堂风带走了污浊的空气，下水道让污水有了排放的系统，就连马路牙子的设计也让市民有了更干净的走路地方。

　　在巴斯德革命之前，人们通常认为旧体系下的公共医院不值得信任。在17世纪，圣文森特·德·保罗（Saint-Vincent-de-Paul）在克洛斯圣拉扎尔（Clos Saint-Lazare）开设了一家医院（如今这里是巴黎东站和北站），他希望提供身体护理，妇女分娩等服务。但当时却只有和年轻的母亲才会去那儿，其他的则宁愿在家分娩——因为由于卫生状况差而引发的败血症休克的可能性在当时的医院比在家更高！

　　巴斯德（Pasteur）和他在第15区的著名研究所，改变了这一切。微生物的发现，现代卫生技术（巴氏消毒法）的发明，广泛使用防腐剂，学会了对手术器械进行消毒等。我们更好地了解了生病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而医院不再是我们在等待死亡之地，而成为康复之所的好去处。

　　十九世纪也见证了卫生理念思想的诞生，也就是说，卫生、运动、食物、住房的通风等，都是抵抗疾病的最佳堡垒...

　　卫生理念诞生于19世纪，当时大量工人涌入巴黎，造成了灾难性的卫生状况。19世纪末，在巴黎周边郊区兴建了浴场和药房，私人基金会为贫困者开设了医院。巴黎政府大步扩建公园，以便让当时工人们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改善环境。周边体育馆的建设，则让贵族的体育运动很快就实现了平民化。

　　起初为一些神父和开明的企业老板所推出，又被后来的工会和工人运动所采纳，这种思潮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中叶。

　　上个世纪20年代鼠疫最后一次袭击了巴黎。在巴黎东北的奥拜赫维利耶(Aubervilliers) ——当时贫穷的工业郊区城镇，社会的边缘人，工人街区，不卫生的环境等等还是让30人死于了鼠疫。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班牙流感是一种真正的大流行病，在全球范围内，至少造成5000万人丧生，在所有社会阶层的各地都发生了袭击。

　　另一方面，在巴黎，西边富人街区的感染率要高于平民街区：原因是女仆房间非常多，巴黎资产阶级的仆人享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而且主仆居住很近。

　　这次爆发的新冠病毒，对于爱生活的巴黎人民来说，也是一种文化冲击。闭门禁足，日间阳台的众生态，晚间8点档的击鼓呼喊，让我们知道，巴黎还是那个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