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第一，整理前面学习的法国近代革命史，可以增进记忆与理解，同时也是个再次学习的过程，并且如果以后我还要更深入地学习这段历史的话，这篇文章也可以作为一个框架，能够很有效地帮助学习。第二，这篇文章也可以帮助那些希望了解这段革命史的朋友，让他们能够对这段历史有个初步的了解，如果能让这些读者朋友们去读这些书，起抛砖引玉之用，那就更好了。

　　我本来想用一篇文章从1715年路易十五继位一直讲到1871年巴黎公社倒在血泊之中的，但在整理的时候觉得篇幅越来越长了（就算是这篇文章篇幅也很长了），所以我将这篇《法国近代革命史整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1715年路易十五继位整理到1799年雾月政变，第二部分从1799年整理到1871年巴黎公社倒在血泊之中。

　　我准备以这种方法进行叙述这段历史：以时间表为基本框架，更重要的是，我会在一些事件后面给出某些著作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或者对某些名词进行解释，这样读者会得到更好更清晰更全面的理解。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事件我会加粗给出，对法国产生影响的法国以外的事件，我会用斜体给出，在正文叙述中，我个人的一些议论会用（笔者注：我的议论）给出。没有具体日期的某些事件，会在每一年的最后给出。

　　我只是个大学生，还是学农科的，而且还第一次写这种文章，所以在这方面我水平一定是不够的，所以这篇文章一定会存在一些问题，希望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注意分析和鉴别。同时，欢迎提出批评和意见。

　　《法国史》（乔治·杜比主编），《世界通史》（周一良 吴于廑主编），《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达尼埃尔·莫尔内），《欧洲哲学史简编》（汪子嵩 张世英 任华等编著），《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威廉·多伊尔），《何谓旧制度》（威廉·多伊尔）

　　马克思主义经典解释：《法国革命史》（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乔治·鲁德），《法国大革命史》（王养冲 王令愉）

　　修正学派：《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威廉·多伊尔）

　　新文化史学派：《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林恩·亨特）（用的是书里面的图片）

　　另外会有其他某些著作加以解释，如《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高毅）等等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解释、修正学派与新文化史学派，请见威廉·多伊尔的《大革命及其史学家》，《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的前三章，洪庆明的《勒费弗尔以来的法国革命史学及其转向（代译序）》

　　（各时代引用文献有时不仅在那个时代我会引用，个别情况下其他时代我也会引用）

　　我国自古就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加入地图与图片能够加深对历史的具体理解。地图与图片出处我会在每张图给出。

　　我想先引用三句话作为正文的开端，可能有读者不认同这三句话，但我是非常非常认同的。

　　他（路易十四）的曾孙路易十五（1715-1774年）继位时年仅五岁，由奥尔良公爵腓力摄政（1715年-1723年）。腓力为了稳定政局，宣布停止迫害胡格诺教徒，对巴黎法院实行让步。他恢复巴黎法院的各项权利，将国家政权集中在附属于法院的内政、外交、陆军、海军、财政和贸易六个会议。这些措施引起宫廷显贵的激烈反对。于是腓力随即取消法院驳回国王敕令的权利，撤销各个会议，将会议的权力转归从属于摄政的各部大臣。——《世界通史》（周一良 吴于廑主编）

　　的确，在1614年至1789年间，法国没有能挑战君主权威的国民代议机构，但却有无数半独立的地区或地方机构，如教士会议、某些省三级会议、市政议会、以及无数的协会和行会。它们享有法律授予的权利、自由和特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国王的行动自由。尤其是最高司法机关——高等法院，它能搁置王室法令，上疏进谏。相互牵制通过这一形式被植入政治体制中，王室和高等法院的冲突是16至18世纪史的主旋律。——《何谓旧制度》（威廉·多伊尔）

　　高等法院是“高级法庭”，是划分法国13个司法辖区的终审法院，而这些司法辖区大小不一，差别很大。此外，另有21座高级法庭，专管财政事务，其观念、传统以及招募人员的领域和上述法院一样，18世纪末，这些高级法庭的法官人数约为2300名，他们构成了著名的穿袍贵族，这一称呼源于其贵族头衔是因官位而受封的。法官是这个国家的统治精英，不仅因为严格说来他们担任了高等司法部门的职位；而且几乎所有的督办官和国家的顾问以及多数大臣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些职位上提拔起来的，这些人充斥了整个高级法庭。——《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威廉·多伊尔）

　　约翰·劳的措施虽然刺激了现金流转和信贷的发展，但因没有足够的工业和商业基础，不能持久。1720年底，纸币流通额达三十亿锂（又译利弗尔或里弗），而银行的实际财产只有七亿锂。这个事实的透露引起挤兑金银的风潮。约翰·劳逃出法国，银行停止营业，国家也拒绝接受贬值的纸币。——《世界通史》（周一良 吴于廑主编）（笔者注：在大革命中纸币受到严重怀疑的相当部分原因就是源自于这里）

　　《波斯人信札》是一位“知识分子”的著作，这个人的主要兴趣在于理解，他会因为巧妙的思想见解而放弃一切传统。这类思想见解十分不得体。孟德斯鸠谨慎地避免被人视为不信教者：书中发言的是波斯人，而异教徒关于我们神圣宗教的言论只能、也应该是愚蠢的。但没有人真的会这样认为。恰恰是孟德斯鸠借他们的口来诉说，借以嘲笑教皇的权威、神迹以及各种礼仪的意义，并隐晦地指出：所有宗教根本上都是相似的。——《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达尼埃尔·莫尔内）

　　孟德斯鸠（1689-1755年）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是有着与贵族妥协的倾向的资产阶级温和派的思想代表。——《欧洲哲学史简编》（汪子嵩 张世英 任华等编著）

　　许多新税如五十分之一税等不断加征，人民负担更加沉重。宗教迫害也加强起来，许多胡格诺教徒被迫移住国外。政府还进行粮食投机，造成人为的饥荒。1725年，许多城市以及巴黎的圣安东区都。——《世界通史》（周一良 吴于廑主编）（笔者注：圣安东区是革命老区了，在大革命中他会大放光彩。我记得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将彼得格勒比作了圣安东区。）

　　包税制是一种历久相传的制度，国王把征税权交给承包人。从1726年起，把全国所有这类税收通过招标由一些总包税人（曾从最初的20人发展到60人）组成的“包税总会”承包。承包期为6年，由总会的某一个人以得标人的名义签约。期满后再确定税额，继续招标承包。这差使给他们带来极为丰厚的收益。1726~1776年间，由40名总包税人组成的包税总会共获利17.2亿利弗尔。这样的巨额收益是其他阶层无法企及的。——《法国大革命史》王养冲 王令愉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1736年）（波兰选举路易十五之岳父列琴斯基为国王，但俄奥支持奥古斯都之子奥古斯都为国王）

　　《》又名《盲信主义》，虔诚的教徒显然有理由认为，伏尔泰在这部著作中想败坏基督教虔诚的名声，就像败坏崇拜的名声一样。接下来就是以人道立场来逐步取代神圣观念……但伏尔泰希望人们首先关心尘世事务，因为他深信，尘世事务取决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天国。——《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达尼埃尔·莫尔内）

　　……该书是在否定宗教启示并嘲讽权威势力，并认为只有经过验证的东西才存在，所以基督教中没有任何东西，甚至自然神论也是如此。——《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达尼埃尔·莫尔内）

　　狄德罗（1713-1784年）可以说是法国唯物论的领袖人物，《百科全书》的创导者和组织者。他是一个手工业者的儿子。——《欧洲哲学史简编》（汪子嵩 张世英 任华等编著）

　　在《波斯人信札》发表后，孟德斯鸠深信，不应该触犯天主教，在政治问题上也不应该期待革命、甚至也不能期待深刻的变革。毫无疑问，《论法的精神》对共和制政府及作为其原则的美德极具好感。——《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达尼埃尔·莫尔内）

　　但是对专制主义最经典的界定来自1748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认为君主制是一种根据法律设立的、由个人统治的政府。专制主义是所有可能的政府形式中最糟糕的一种，是个人统治的政府，其所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他本人奇思怪念。专制主义本质上是专横霸权。它无所限制，在专制统治下没有人能够拥有可称得上是他自己的东西。实际上，《论法的精神》一书的布局散漫而漫无边际，思想离奇而难以理解，论证片面而有失公允，尽管如此，《论法的精神》也是18世纪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后世没有哪个人敢于挑战此书对专制主义下的界定。——《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威廉·多伊尔）

　　5月，颁布向全体国民征收二十分之一税的敕令；确立由王家控制教士财产的制度.

　　《百科全书》的第一卷出版于1751年，这部大辞典最终完成于1772年。它的出版即使算不上是哲人们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至少也可以看作这一胜利的最辉煌的标志……《百科全书》的意图在于大声疾呼人类的使命不是面向天国，而是要在尘世、且为了尘世生活而运用智慧和理性以取得进步。它以现实主义理想反对神秘主义理想，进一步说，它还证明了自己理想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它是对已取得成就的总结，而它自身也昭示着未来的进步。——《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达尼埃尔·莫尔内）

　　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这些唯物论哲学家（百科全书派）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斗争中，居于领导地位，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他们反对唯心论和宗教的斗争，是法国大革命的先声。他们被称为”百科全书派“，是因为他们编纂、出版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企图把他们的观点贯彻到人类知识的一切方面。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主要的代表，是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狄德罗和霍尔巴赫。——《欧洲哲学史简编》（汪子嵩 张世英 任华等编著）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另一个著名的代表是卢梭（1712-1778年）。他是一个钟表匠的儿子，从小过着贫穷的劳动生活，当过仆役、家庭秘书、流浪卖艺的艺术家和音乐教师。他是启蒙运动中的民主派，他的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卢梭思想的中心是关于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克服不平等的方法问题。——《欧洲哲学史简编》（汪子嵩 张世英 任华等编著）

　　17-18世纪大规模的殖民掠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17世纪上半期，英国殖民势力已扩张至亚洲、美洲和非洲。夺得政权后，资产阶级以更大规模实行殖民扩张。在掠夺殖民地的角逐中，法国是英国的主要敌手。1689-1763年间，英法两国为争夺殖民地展开激烈的斗争……18世纪中期，英国进一步加强殖民扩张。当时金融资本家和殖民商人在辉格党中影响很大，1756-1761年任国务大臣的威廉·庇特（笔者注：此人的儿子后来是英国首相，在任期间领导英国反对法国）是这一势力的代表人物。庇特的扩张政策导致波及欧、亚、美三洲的七年战争（1756-1763年）。这是英法争夺北美和印度的一次决定性的战争。——《世界通史》（周一良 吴于廑主编）

　　法国遭到了惨败，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势力都被英国逐出。七年战争后，英国确立了海上霸权，法国丧失了欧洲最大强国的地位……根据巴黎条约，英国在北美取得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东岸的法属土地，在印度也取得绝对优势，法国只保留沿海五个禁止设防的城市。——《世界通史》（周一良 吴于廑主编）

　　七年战争中法国落败于英国之手，举国震惊，这首度动摇了公众对国家的信任。——《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威廉·多伊尔）

　　实践中的人们不可能摧毁文明、回到野蛮状态。人们只能将文明引向某个特定的方向、而这种方向、这种理想已经在《爱弥儿》、特别是在《新爱洛依丝》中有了明确的表述。沃尔玛夫妇是幸福的【除了朱莉对圣普乐的爱情外】，因为他们抛弃了文明的上流社会的某些堕落行为、外在的奢华、不安分的野心、充满怀疑的苦恼的理智主义。但他们没有分发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放弃自己作为领主和主人的特权。他们仅仅满足于追求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在相互之间的温情爱慕中，在最真正的善的追求中，而所谓的善，并不是以餍足、病态和嫉妒等更为严重的弊端而换来的刹那间的快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懂得，慷慨地撒播自己幸福的人会更加幸福。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孩子和朋友而生活，而且以几乎怪诞的细心周到为自己的家仆和邻人生活。他们的幸福不是自然状态下个别群体的利己主义的离群索居，而是一种社会性的、人道的幸福。——《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达尼埃尔·莫尔内）

　　卢梭思想的中心是关于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克服不平等的方法问题。他认为在“自然状况”中，即在原始时代，人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那时候没有私有财产，在道德上也很清白，没有罪恶。后来进入了“公民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于是有些人就成为富人，另一些人成为穷人，社会上出现了不平等，一切罪恶也就随之而来了。恩格斯说卢梭关于关于不平等起源的思想是辩证法的

　　“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做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登峰造极的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自己的反面”，“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所拥有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

　　（同上，137-138页）卢梭揣测到了社会生活以经济为转移，这是很有价值的地方。同时他反对财富分配不平均，也有革命的意义。不过他并不一般地反对私有财产，只是反对有些人财产过多，而认为每人有小量财产是社会必要的基础，是社会平等的基础。这很明显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心情。卢梭的国家理论在当时是有革命意义的，虽然它仍旧是一种唯心的学说。他的学说也是“社会契约说”……认为人民订立契约结成国家，派遣统治者，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自由，统治者如果变成了专制暴君，则以暴力来推翻他是完全合法的。他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主权是不可转让、不能剥夺的。这种学说，虽然在解释国家的起源问题上是不合事实的，是唯心论的，但它打起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平等”的旗号，在当时是比较具有革命性的。恩格斯指出：

　　“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反杜林论》，15页）因此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激进的雅各宾党，把卢梭奉为他们思想上的先驱。——《欧洲哲学史简编》（汪子嵩 张世英 任华等编著）

　　5月15日，凡尔赛条约：法国获得科西嘉。（笔者注：拿破仑·波拿巴就是科西嘉人嘛）

　　间接税也有同样大幅增加，尤其是在无情的泰雷执政时期，1770年到1774年他为国库增收六千万里弗。直到大革命，泰雷的回忆录还在为人唾骂，那些地主和贵族尤其对他恨之入骨，因为这些人首当其冲，成为诸如核税、对售卖官职课征新税以及晋升贵族征收费用等新措施的受害者。事实上，甚至在1786年的时候，直接税对贵族来说也算不上是负担，尤其和非贵族比起来更是如此。——《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威廉·多伊尔）

　　5-10月，杜穆里埃在波兰执行任务。（笔者注：此人后来在1793年叛变，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1770年正值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泰雷被迫终止了短期信贷的偿还，并减少或是拖延了政府的其他债务。

　　到了1771年年底，法国高等司法部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的官员数量减少了一半，提拔了新的高级法庭，而高等法院由此元气大伤，其旧式的酬薪体系也为免司法手续费和支薪法官所取代；最重要的是政府取消了卖官鬻爵以及与之有关的职位终身制。莫普的新制度一直维持到1774年路易十五去世，历史学家对此仍有争议。但他们有一个共识，即认为莫普的确迫使高等法院陷入相对沉寂的状态。——《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威廉·多伊尔）

　　重农主义学派的另一位代表杜尔哥（1727~1781年）著有《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等。他认为，农业劳动产生一切财富；农业生产超过他个人的消费，从而使工业劳动，也使文明社会的劳动有了可能。他强调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自由运用其物力和才智；主张劳动、贸易、经营的完全自由。1761~1774年，他出任利穆赞省总督，首先从事经济改革；用货币代替徭役、准许谷物在全省自由流通、建立济贫制度等。1774~1776年，调任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把在利穆赞的改革措施推行全国，并取消特权等级免缴捐税的特权，1776年又下令废除行会组织。杜尔哥由于封建势力的强烈反对而被迫去职，但他的改革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法国大革命史》（王养冲 王令愉）

　　任命内克的同时恰逢英法开战，这场战争势必会带来大量外债。内克不负众望：从1777年到1781年，他筹得5.2亿里弗。但是这笔钱大半都是不到二十年的短期借贷，而且年利息高达百分之十。因此内克的借贷成了一次利润可观的投资方式。但对国家而言，却意味着巨大的负担；然而粉碎英帝国所能带来的潜在的经济收益又足以构成这次特别备战努力的金额里借口。因此人们在数天内就认购了内克的债券。——《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威廉·多伊尔）

　　内克的成功意味着他有能力实现迄今为止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不需要举税就能为一场战争筹措资金。内克唯恐民众会怀疑他的这次丰功伟绩，于是1781年第一次公布了法国国家财政的资产负债表，这就是著名的《上疏》。此举想要通过证明国王的正常开支略有盈余，以维护政府信誉。但内克绝口不提特别开支，这其中就关系到战争的大笔支出。但没有人注意到这点遗漏。——《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威廉·多伊尔）

　　王后项链使劲事件是法国旧制度末年君主非神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插曲，亦是史学家研究大革命前公众舆论及王权衰微的重要个案。这是发生在路易十六宫廷里的一起颇具神秘性的偶然事件：一个自称拉莫特伯爵夫人的女冒险家，哄骗在王后安托瓦内特面前失宠的红衣主教罗昂，说王后希望获得一条价值连城的钻石项链（价值160万锂，相当于500公斤黄金），已选择他作为心腹代理人，如果他能拿到这条项链就会重新得到王后的信任。罗昂从珠宝商那里取得项链后，将之交给拉莫特伯爵夫人。她的丈夫随即把项链拿到伦敦拍卖。罗昂不能按期付钱给珠宝商，被诉上法庭。事情公开了，国王夫妇极其震怒，红衣主教遭到逮捕，并受到巴黎高等法院审判。他虽然被判无罪，但失去了在宫廷的职位。拉莫特夫人逃到伦敦。——《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乔治·勒费弗尔）（该书中文译者对王后项链事件的解释说明）

　　在1786年8月20日呈给国王的一份备忘录中，他提议把盐和烟草专卖引入那些豁免的身份，对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的盐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他还提议用“地产特别税”取代念一税，所有地产主均一视同仁地交纳之。他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不仅达到国家财政平衡收支，而且能够放弃许多特别进口税，尤其是那些针对铁器和原油产品以及运输铁器、原油、白兰地酒和殖民地产品的进口税。把养路徭役转换为现金交纳也将缓解农民的负担。基于同样的预期目的，他希望废除国内关税，给予谷物贸易完全的自由。这样一种改革计划着重于增加财富，与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不谋而合。它以威胁税收特权的方式，旨在沉重打击旧制度的社会结构……

　　通过这个计划，王权将会现代化并得到加强。如果预算平衡得以恢复，并通过国家财富的增长维持下去，那么财政开支就不再变化不定，国王也就逃脱了高等法院的钳制。王国的统一将得到极大的促进，其社会演进亦会是如此，因为税收特权将被消除，消灭领主权利开始启动，所有地产主——包括资产阶级和农民，都会被整合到王国行政统治下，在国家当中形成一体。

　　卡洛纳诉诸迂回战略，他想出了召集一次“显贵会议”的注意。显贵会议由各种成分的贵族组成：14名高级教士、36名大领主、33名高等法院法官、13名监察官和国务委员、37名省三级会议和市镇当局的成员。卡洛纳亲自挑选了这些人，寄望行政影响力和对国王的尊崇之情，他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唯命是从，而他们对其改革政策的默认会影响到高等法院。但实际上，这是王权的第一次屈膝投降，国王与贵族阶级磋商协调而不是迫其服从自己的意志。——《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乔治·勒费弗尔）

　　贵族愿意用地产特别税换取政府的政治让步，即要求核查账目——这是一种控制中央权力的权利，同时要求将地方行政转移贵族主宰的省参议会上……他们（显贵）发表一份声明，承认他们应与其他所有公民承担相同的赋税，条件是“前两个等级应该按照使他们高高在上的旧有模式保持下去”……国王路易十六认定卡洛纳从显贵那里将一无所获，遂于1787年4月8日将之解职。——《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乔治·勒费弗尔）

　　可以肯定的是卡隆的全部计策都没能奏效。他本来期待显贵们能够认识到如今国难当头，并接受他对这一危机的诊断，同时他提出解决方案也能获准通过。但一无所成。这并不是说这些显贵达人反对所有的革新。如能证实国家确有危机，那么显贵们也必会积极准备应对措施……卡隆对别人的意见置之不理，众人也深感与这样的人交涉必定毫无所获；与会者干脆不合作。卡隆感到他的政策正在失去势头，而国王的信任也有所动摇，于是他准备一搏，决定绕过显贵会议……但这次尝试却以惨败告终。——《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威廉·多伊尔）

　　为了平息显贵们的情绪，他公布了账目，答应节省开支，并自行宣布愿意在省参议会中恢复三个等级的划分，保证不触动僧侣的各种领地权利。在领地特别税问题上，他采用他以前用来反对卡洛纳的反提议：用货币支付和承认各省的捐税权。但他要求显贵们在原则上接受领地特别税，同时还大幅提高印花税。绝大多数贵族一如既往地加以拒绝，甚至宣称他们无权同意这些税收，因此

　　对于遭到拒绝的法律，国王可以通过隆重会议或“御临法院”等方式强行注册。——《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8月6日“御临法院”强行注册了这些征税法案，但巴黎高等法院旋即宣布这种注册是无效的，予以撤销，同时启动司法程序诉讼卡洛纳，后者被迫逃往英国。——《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乔治·勒费弗尔）

　　布里埃纳决定要求高等法院同意5年筹借1.2亿锂，5年期满——也就是1792年召开三级会议。由于没有把握获得高等法院的多数同意，他诉诸手段，在“御前会议”上由国王亲自将敕令提交给高等法院，在这样的程序下——其实质就是一次“御临法院”，高等法院法官可以表达他们对敕令的看法但不能进行表决……但奥尔良公爵（笔者注：此人后来改名为平等，还当了国民公会议员，还投了路易十六的死刑票，不过后来因为他儿子叛逃，他被逮捕，被处死。他那个叛逃的儿子就是后来“七月王朝”的国王）在会议当晚就毅然地表示反对。当国王命令注册时，公爵抗议说：“陛下，这是不合法的！”路易十六气急败坏雷霆震怒，他吼道：

　　国王离开后，在一阵混乱骚动中这次注册被宣布无效和取消了。翌日，奥尔良公爵和两名国务委员被流放。——《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乔治·勒费弗尔）

　　路易十六个人的干涉导致了灾难的结果，1787年同样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如果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的话，那么法国就是专制统治。国王的话证实了那些从显贵会议以来业已流行于公众之中的最糟糕的担忧。政府老是说要协商，要和解，但还是想凭其权威，一意孤行。

　　国王在8日强行注册了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草拟的六项敕令，注册王家敕令的权力被移交到一个新成立的

　　手里，改法院由王族成员和国王重臣组成……高等法院因此失去了其大部分权限。——《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乔治·勒费弗尔）

　　5月8日正值所有外省法庭召开军事会议之际，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在御临法庭上宣布了他的改革计划，并当场强制通过了注册。从此以后，只有

　　才有权谏诤一般法律。而高等法院只能注册那些只涉及地方事务的法律；他们失去了传统的政治地位。而其司法角色也被改得面目全非。

　　这一次，贵族反抗比以往更加广泛更加剧烈。在巴黎，高等法院立即停止视事，并因此被王权责令保持沉默，但其他主权法院和领主贵族纷纷加入其中，在外省，各高等法院及其大多数下属法院激烈抗议，王公贵族接踵闹事……像往常一样，爆发了支持法官的群众，暴乱不断蔓延。——《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乔治·勒费弗尔）

　　7月5日，布里埃纳宣布政府将会考虑关于三级会议应该如何让召开的一切建议。

　　8月8日，布里埃纳暂闭全能法院，并将三级会议召开时期定在1789年5月1日。

　　所有这些俱乐部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在迪波尔家里的聚会，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三十人委员会。其中有法官、教士、廷臣、银行家、学院学者、律师和学者，这可以说基本代表了大都市的社会和思想精英。三十人委员会的历史到现在还是不清楚的，而其成员的动机也是混杂的。但他们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需要彻底的重生，而三级会议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契机，因此其形式和代表是十分关键的问题。

　　“国家正处于危难中……一场政府原则的革命正在酝酿……财产权很快将受到攻击，财富不平等作为改革措施将会被提出；有人已经提议取消封建权利……难道陛下能忍心牺牲和屈辱他那正直的、悠久的和体面的贵族吗？……让第三等级停止对前两个等级权利的攻击……让它约束自己，仅限于寻求减少它负担过重的税收。然后、前两个等级，将报偿第三等级中热爱它们的公民，以发自内心的慷慨大度，放弃关于金钱事务方面的特权，并同意以最平等的方式承担公共税收。”

　　12月27日，国王国事议政会议宣布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数量应该加倍，使其数量等于教士和贵族代表人数的总和。

　　内克尔认为，第三等级加倍，同时只在财政问题上给予按人头表决，就会万事大吉；这样，免税特权消失，各等级将逐渐忘淡宪制改革，让国王留在裁决者的位置上……1788年12月27日，一条名为《参政院决议》的法案裁决，第三等级的代表数应该与贵族和僧侣两个等级的代表之和相等，但没有具体说明三级会议中是按等级还是按人头表决。——《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乔治·勒费弗尔）

　　1月初，西哀士（又译西耶斯，西耶士，西哀耶斯）的《第三等级是什么？》出版。（笔者注：此人最后想结束革命，就找了拿破仑·波拿巴一起发动了雾月政变。）

　　第三等级犹如一个强壮有力的人，他的一只臂膀还被绑在锁链上。如果除掉特权等级，国家不会少些什么，反而会多些什么。因此，第三等级现在是什么？是一切，是被束缚、被压迫的一切。没有特权等级，第三等级将会是什么？是一切，是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特权等级，一切将更为顺利。——《第三等级是什么？》（西哀士）

　　4月23日，累维伊扬在圣马格里特区选举人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抱怨生产成本过高和高额工资给工业增加了负担；他是否曾主张削减工资这一点不能肯定，但是他似乎很惋惜工人每天领15苏就行了的日子已成过去……（27日）下午3时，有五六百名工人聚集在巴士底狱附近；他们把累维伊扬的肖像吊起来后，又举着这两个制造场主（笔者注：另一个是科特街的一个香粉制造场主亨利奥）的假人像在首都各处……人数达到三千人……当他们发现累维伊扬的住宅已经有50名王家轻骑兵团的兵士守卫时，便前往附近科特街上的亨利奥住宅，捣毁了他的家具和私人物品。后来，军队驱散了他们……第二天早晨，又发生了骚动并蔓延到更广大的地区，使户主们感到非常惊慌……傍晚6点到8点之间，骚动达到了高潮。群众冲进了累维伊扬的住宅，50名轻骑兵团的卫兵被赶开了，比前一天晚上规模更大的破坏重演了一次。法兰西警卫军司令沙特勒公爵下令开枪，于是在窗户边和屋顶下挤满几千人的狭窄街道上展开了大屠杀。尽管如此，群众毫不退缩，高呼“自由……我们决不让步！”以进行反击。有的人高呼：“第三等级万岁！”甚至高呼“国王万岁！内克尔万岁！”——《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乔治·鲁德）

　　5月6日，贵族和僧侣分别开始审查代表资格；第三等级拒不从命，三级会议陷入僵局。

　　6月4日，政府拟定了一份协议框架：每个等级都应审查各自的代表资格；那些代表资格存在争议的，应由三个等级组成的委员会委员共同审核；如果打不成任何协议，将由国王裁决。

　　第三等级不能以三级会议的名义行动，无论如何，三级会议这个名称会让等级分裂的记忆持续下去。需要另起一个名字，用以表达民族统一而非等级差异……这个名字（笔者注：即“国民议会”）在6月17日以491票对89票获得通过，也就是说第三等级有近1/6的代表不同意进行司法革命。在勒夏普列埃（笔者注：此人在1791年提出禁止工人结社的法案）的动议下，国民议会立即首次动用了新赋予它的权力，批准临时征收所有现有的税赋。此举意味着，如果其意志遭到的话，那么国民议会可能会禁止征税。——《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乔治·勒费弗尔）

　　鉴于国民议会业已被召集起来，为王国起草宪法，实现公共秩序的更生和维护君主制的真正原则，鉴于它无论将自己落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其商讨国是的连续性，因为其成员聚集于何地，国民议会便存在于那里；因此它决定，这个会议的所有成员聚集于何地，国民议会便存在于那里；因此它决定，这个会议的所有成员都应立刻庄严宣誓永不分离，而是聚集于条件许可的任何地方直到制定出王国宪法并使其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并且在宣誓完毕之后，每一位代表都应亲自签上名字，批准这项不可战胜的决议。——穆尼埃在6月20日于网球场的提议

　　决不与国民议会分离，在王国宪法制订和巩固与坚实的基础之上以前，势必集会于环境所要求的任何地点。——网球场宣誓

　　在声明中，他（布巴朗坦代路易十六）宣布第三等级的行动无效，但同时也取消了约束性授权，也即废止了那些禁止特权等级代表接受按人头投票的指令。三个等级中的每一个都得到了审查本等级代表资格的权利……国王还准许了三个等级联合议事以及在关涉总体利益的事件中按人头投票，但他明确地将“三个等级的古老的权利、未来三级会议的形式和构成、封建领主权利、前两个等级的荣誉性特权和实用性权利”排除在这样的事件之外，他还规定，关系到宗教或教会组织的事务必须得到僧侣的专门批准。——《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乔治·勒费弗尔）

　　代表国民的议会不能接受命令。——巴伊（笔者注：此人时任国民议会主席，后为巴黎市长，后因马尔斯校场屠杀而被处死）

　　7月13日，建立国民自卫军。（拉法耶特（又译拉法叶特，拉法夷特）任国民自卫军司令，（笔者注：索布尔教授对拉法叶特的评价让我印象深刻：此人高傲自负，头脑简单，他企图使水火相容。））

　　该决议的第3条提出建立一个“常设委员会”；第5条提出了一项设想：“各区制定一份包括200名知名的和能够使用武器的公民名单。这些人将组成一支‘巴黎民兵’部队，保护公共安全。”这实际是一支“资产阶级”民兵，用来保卫一切有产者，使之不仅能抵御王权及其军队的逞凶，而且能防止那些被视为危险因素的社会阶层的威胁。——《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7月20日，西哀士在议会宣读《宪法的准备、人权与公民权的经过思考的确认和阐述》

　　市政革命的彻底程度因地区而异，它们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一些城市的革命很彻底……一些城市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旧政权与革命政权同时并存……有时，这种二元现象反映了不同因素之间的对立，任何一方也不能完全战胜对方……最后，还有部分城市始终没发生过市政革命。市政革命的不同表现与旧制度下多样化的市政结构以及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抗作用有关系……总的看来，市政革命在北部和南部表现得不很显著。这些地区的城市往往以资产阶级为主导，或是设置执政官之地。另外，城市公社传统比较牢固。——《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巴黎的事态发展加强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在贵族的阴谋策动下，外国可能为支持他们而入侵法国，“盗贼”也可能受他们的收买。现在，小麦已经成熟，巴黎和其他大城市又宣布驱赶乞丐和流浪者，盗贼之祸变得一天比一天可怕。饥民骚乱和土地暴动，城市的国民卫队（笔者注：即国民自卫军）下乡查抄贵族乡墅和征集粮食，更使乡村里人心惶惶。大恐慌的产生是由六次地方事件引起的，这些事件本身与曾经带来种种虚惊的以往的事件大同小异；不过，这次的恐慌风潮在流传中经过添油加醋变得更加骇人听闻，流传的路线竟长达几百公里，扩散的面广达几个省份。——《法国革命史》（乔治·勒费弗尔）

　　宣言对特权社会和君主制的弊端进行了不明言的宣判。故此，它成为“旧制度的死亡证书”。同时，它也吸收了哲学家们的理论，表达出资产阶级的理想，奠定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新秩序似乎不仅仅对于法国，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是可行的。——《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人权宣言》的核心在于法治，在17条条文中有9条明确提到了法治。第6条将法律定于为公共意志的表现，认为它是由所有公民直接或者间接制定的，这毫无疑问是对旧秩序下国王立法权威的否定。第3条则规定无论如何主权本质上是属于国民的，任何团体或者个人（包括国王）都不得行使国民没有明确授予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如第1条所言：在权利方面，人生来而且永远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联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权利，包括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的权利。该条款的潜台词就是，迄今为止，在法国这些权利都被忽视了。这也正是《人权宣言》有必要废止任意拘捕和监禁（第7条）、有罪推定以及谴责渎职官员（第15条）和确保财产安全（第17条）的原因。第16条明确提出：“凡是权利无保障、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法律面前的平等意味着特权的终结。所以“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摊”（第13条），而公职应该“根据个人能力，而不是除了德行和才能之外的任何其他标准”向全体公民开放（第6条）。《人权宣言》只是在思想自由方面语焉不详，尽管思想意见的自由交流被明确规定为“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第11条）。但《人权宣言》同时强调，法律会规定某些情况是对自由的滥用。尽管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思想意见，甚至宗教意见（这意味着革命者断然拒绝了教士在公共崇拜领域维持天主教垄断地位的意见）受到干涉，但意见发表仍要以不扰乱公共秩序为底线条）。《人权宣言》中将义务与权利并举的情况并不多，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其实起草者曾试图列举出各项义务，但这样做毫无疑问会削弱《人权宣言》的力度。而正是因为《人权宣言》的纪念价值如此之高，作为宪法的前言，它的寿命超过了宪法本身。作为这场革命首次伟大的宣言，后世所有受到法国大革命激发的人都将之奉为圭臬，视其为1789年的根本原则。——《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

　　应该认为，这个“始终是”（笔者注：即第一条——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绝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措辞。它以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了美国人在“平等”价值观上所设置的樊篱，集中体现了法国人在这方面显著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期望。通过这个措辞，法国革命人士第一次赋予平等一种丝毫不亚于自由的绝对价值，而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激进性、彻底性都不过是这种绝对平等观的派生特征。——《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高毅）

　　10月1日，宫廷卫队的军官设宴欢迎佛兰德的军队；当宴会临近结束时，国王全家在一片欢呼声中亲临宴席。宾客们纷纷对国民表示敌意，并把其象征——三色帽徽——抛在地下践踏。犹如奈克尔被免职一样，在事件的经过传开后，巴黎群情激愤，立即准备起义。10月5日，哈勒区和市郊圣安东尼区的妇女拥到市政厅前要求面包。这可能不是件偶然的事，但对其筹备经过，我们至今一无所知。巴依和拉法叶特均不在场。妇女们让攻打巴士底狱的一名“勇士”马雅尔领头，向凡尔赛进发。在正午左右，国民卫队集中完毕，当拉法叶特刚刚赶到时，他们向拉法叶特表示也要前往凡尔赛。群众愈聚愈多，并提出种种威胁。公社最后下达了出发命令，并派两名代表陪同拉法叶特前往，负责把国王带回巴黎。运动的政治性质至此已十分明显。”——《法国革命史》（乔治•勒费弗尔）

　　1789年10月禁卫军在凡尔赛的狂欢。拍摄自《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林恩·亨特）。

　　在1789年10月，光是短期借债就需要还7.07亿里弗，而随着议会不断地废除各种各样的政府官职和财产，它必须配套发放赔偿金，这意味着到第二年夏天，它要还近20亿里弗的债。在这种情况下，议会转向了内克做梦也不会采取的方法，他们决定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议会以568票对346票通过了将教士财产“收由国家支配”决议

　　但是，对于国家如何使用这块新到手的“蛋糕”（笔者注：即教会财产），尚需斟酌。事情似乎从一开始就要被搁置，因为在这个国家的这么多人里面，这一切偏偏只能由新教徒内克来启动，而他是反对此次征收的。内克提议，清算短期贷款的第一步应该是由国家银行发行一定数量的纸币……当米拉波在反对内克的时候，他充当了上述所有怀疑、恐惧和嫉妒心理的代言人，（笔者注：记得之前的约翰·劳吗？）他提出，国家发行的纸币应该是以全国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担保的债券，那就是国家的土地。难道由国民议会担保的国家信用，会比不过某个银行？在辩论过程中，人们为这种债券起了个名字：

　　。当天，米拉波的主意最终胜出。在12月19日和21日，议会颁布一系列法令建立了所谓的“特种金库”，用于储存爱国税和价值4亿里弗国有土地的收入。凭借这些措施，国家能够发行与基金总价相等、单张面值为1000里弗、付息为5%的指券。国家向债权人支付指券，指券可以用于换取国有土地。所以指券在一开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纸币。但在几个月后，它确实变成了纸币。——《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

　　大革命时期的指券和其他货币，拍摄自《法国大革命史》（王养冲 王令愉）。

　　法令规定：积极公民必须是法国人，年满25周年的成年人，在一个区内居住不少于1年，缴纳相等于当地3个工作日价值的直接税，不处于仆役地位，即不是被雇用的仆人。积极公民享有选举人和地方官员的权利……关于选举人和地方官员的当选条件，法令作了更严格的限制，选举人和地方官员的当选者必须是缴纳相当于当地工人工作日价值10倍的直接税的积极公民。至于国民议会代表当选者，必须是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并每年缴纳一个银马克（约相当于51利弗尔）价值的直接税的积极公民。——《法国大革命史》（王养冲 王令愉）（笔者注：说白了就是有钱人才是完全享有公民权利嘛，资产阶级真不要脸，忘了才短短四个月前才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啦？）

　　1789年末，居住在罗马教廷飞地阿维尼翁和孔塔-弗内森的15万教众要求脱离已经维持了长达441年的罗马教廷的统治，并入法国。

　　1月25日，罗伯斯庇尔在议会提出取消关于银马克法令的动议；君主立宪派用嘘声与叫嚷声打断了他们的发言。

　　3月29日，罗马红衣主教秘密会议上，发言谴责《人权宣言》以及到此时法国实施的所有宗教政策。

　　1790年7月12日通过、8月24日颁布的“教士法”改组了俗间僧侣。行政区划成为新教会组织的框架。每个省设一主教府，主教和神甫也和其他公务人员一样由选举产生。主教由省选举大会选出；神甫由县选举大会选出。新当选者由其教会上级授职。主教由大主教而不再由教皇授职。教士会议被视为特权团体因而遭到取缔。代替它的是主教区会议，负责教区管理。这样，法国的教会便成了一种国家教会。根据1790年2月23日的法令：神甫要在主日讲道时宣读和讲解议会的各项法令。法国教会与教廷的联系松弛了。教皇的敕书须受到政府的检查，首岁教礼也被取消了。尽管教皇在法国教会中始终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他的一切裁判管辖权均被剥夺。——《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1790年7月14日的全国联盟节最终确认了法国的统一，使这股全国团结一致的浪潮发展到顶点。在马尔斯校场，塔莱朗当着30万观众在祖国祭坛上作了庄严的弥撒。拉法夷特以各省所有联盟成员的名义宣誓。这誓言“把法国人团结在一起，把法国人与他们的国王团结在一起，以便保卫自由、宪法和法律”。而后，国王也宣誓忠于国民和法律。兴奋的人民以热烈的欢呼庆贺举国协和的重现。拉法夷特在这一天俨然是一位凯旋的将军。——《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1790年7月在巴黎举行的联盟节。拍摄自《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林恩·亨特）。

　　1790年8月，在南锡的驻防军由于军官拒不允许士兵监督部队财务而。于是，国民制宪会议在16日颁布法令：“部队以武力触犯由国民制宪议会通过并由国王批准的法令属重大‘亵渎国家罪’。”在麦茨统兵的布耶侯爵对暴动予以残酷弹压，处决了20来名肇事者，把夏托维厄兵团的40几名瑞士雇佣兵判处摇船苦役。拉法夷特对其表兄布耶表示支持，这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他也立即因此而威信扫地。1790年10月12日，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写道：

　　“难道人们还能怀疑吗？这位大将军、两个世界的英雄、永生的自由复兴者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的首领、一切叛国阴谋的灵魂。”

　　议会终于在11月27日采取了行动。在经历了两天的激烈争论之后，代表们决定：任何教士，只要不明确接受新制度，就要被立刻解除圣职。为了检验教士的接受情况，议会设置了宣誓环境。所有有俸教士都必须在即日起第一个周日的弥撒之后宣誓：”忠于国家、国王和法律，支持宪法赋予议会和国王的权力。“任何拒绝宣誓的教士都按照《教士公民组织法》中的既定的程序予以革职替换。——《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

　　只有7名主教进行了宣誓。神甫们分为势均力敌的两部分。就地区而言，两派分布并不平均：“宣誓派”或称“派”在东南地区占大多数；“反抗派”在西部占大多数。——《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如今罗伯斯庇尔旧事重提，提议所有的制宪议会成员在本届议会结束4年之内不得担任公职，该项议案获得了通过。他的下一项议案是在5月16日提出的，内容是所有的制宪议会议员不得进入立法议会，也获得了通过。这两项议案都对革命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当时看来仅仅是一个策略性的胜利。——《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

　　禁止结社和罢工的勒夏普利埃法于1791年6月14日通过。左翼当时的表现便是在这样一种反动的政治背景下作出的。罗伯斯庇尔当时闭口不言，然而他曾经在所有场合英明、果断地保卫了人民的权利……勒夏普利埃法的社会后果连马拉也未完全估计到，他把它看成一项限制集会和请愿的反动政治法律。他在1791年6月18日的《人民之友报》上写道：“他们剥夺了无数劳工和工人阶层在一起名正言顺地商议自己事务的权利……他们一心只图把公民们互相孤立起来，防止他们共同管理国家事务。”——《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国王的出逃是由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瑞典朋友阿克塞尔·德·费尔桑伯爵长期筹划的……1791年6月20日午夜前后，路易十六改扮成侍从，与全家离开杜伊勒利宫。此时，拉法夷特正在视察城堡的哨位，并认为万无一失。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杜伊勒利宫留着一个不上岗的门，这使费尔桑得以自由出入王后寝宫。国王全家挤在一辆专门制作的重型轿式马车里上路了。他们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了5个小时。在夏隆以外布置的哨兵队久等不见国王踪影便撤走了。6月21—22日夜，当国王赶到瓦雷恩时并没有找到预定的接应驿马，于是他便停了下来。在圣默努时，路易十六毫不躲躲闪闪，他被驿站长的儿子德鲁埃认了出来。德鲁埃赶上在瓦雷恩停下的轿式马车，并让人截断了埃尔河上的桥梁。当国王准备重新启程时，发现桥被阻断。此时警钟鸣响，农民们蜂拥而来，赶来的轻骑兵队也与人民表示友善。22日清晨，国王一家重新启程返回巴黎。在他们两旁是由各村赶来的国民自卫军组成的人墙。当布耶闻讯奔来时，国王已经上路2个小时了。6月25日夜国王进入巴黎时，周围死一般沉静，士兵夹道列队，倒持，这俨然是“君主制的送殡行列”。路易十六在出逃之前起草的告法国人民宣言将他的企图暴露无遗。他要先投到布耶军中，从那里转向在荷兰的奥地利军队，最后再返回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各个俱乐部，恢复自己的专制权力。路易十六的全盘秘密政策都是为了挑起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干涉，使自己从中得益。早在1789年10月，他曾派丰布吕纳修士为密使去见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他竭尽全力使法国与阿尔萨斯诸王公之间的冲突恶化。路易十六并非如人们常说的，是个简单、软弱、近乎不能做主的人。他很有点小聪明，他不屈不挠地奔向一个目标：恢复自己的专制权威，甚至为此不惜背叛民族利益。——《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马尔斯校场的枪杀（1791年7月17日）表明了资产阶级的既定意图。巴黎人民在科尔得利俱乐部和其他友好团体的鼓动下频频举行请愿和活动。1791年7月17日，科尔得利俱乐部成员在马尔斯校场集合，在祖国祭坛上对一项要求共和的请愿书举行签名活动。国民制宪议会以扰乱秩序为借口命巴黎市长驱散集会。法一宣布，由清一色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自卫军闯入马尔斯校场，并且不经事先警告就朝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致使50人倒地身亡。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残酷的。许多人遭到逮捕；不少民主派报刊被迫停止发行；科尔得利（又译科德利埃）俱乐部被关闭。一时间民主派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便是所谓“三色”恐怖。——《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笔者注：马尔斯校场屠杀之后，君主立宪派脱离雅各宾俱乐部，组成斐扬派。另外，君主立宪派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主要分为米拉波派、拉法耶特派、王政派（穆尼埃）和三巨头派。斐扬俱乐部主要为三巨头派和拉法耶特派。三巨头就是拉梅特、巴纳夫、迪波尔。米拉波之前他死的时候已经讲过了。简单说来，拉法耶特派主要主张与敌手妥协，温和，妄图水火相容。王政派主要主张学习英国那么搞。三巨头派主要主张大力削弱和限制王权。在瓦伦事件之前极少有共和主义者，即使是罗伯斯庇尔，那时候还是个君主立宪派。）

　　议会右翼由264名斐扬派议员组成。他们既反对旧制度也反对民主，主张有限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正如1791年宪法所规定的那样。但是，斐扬派中有两种倾向，或者说是两股帮派。拉梅特派对巴纳夫、迪波尔和拉梅特“三巨头”言听计从……拉法夷特派则一切按拉法夷特的授意行动。拉法夷特极重虚荣，对三巨头取代了自己在宫廷受宠信的地位怀恨在心。左翼大体是由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136名议员组成的。它主要由两名巴黎的议员为首领：一个是记者布里索，他所属的派别被称为布里索派；另一个是哲学家孔多塞，他是伏尔泰著作的出版人。左翼受到一些在吉伦特省当选的出色演说家的巨大影响，他们是：韦尼奥、让索内、格朗热纳夫、加代等等。

　　的名称便由此产生。50年后，拉马丁使这一名称家喻户晓。布里索派多为新闻家、律师、教授，他们组成了第二代革命者。这些人中大部分出身于中等资产阶级，他们与波尔多、南特、马赛等海港的船主、银行家、批发商等工商业大资产阶级联系紧密，并保护他们的利益，就出身和所受哲学教育而言，布里索派倾向于政治民主；就其社会关系和气质而言，他们则倾向于尊重财富并为之效力。——《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11月29日，议会要求路易十六向特里尔（又译特雷弗）选侯发出警告；未宣誓教士法令。

　　责令特里尔选侯解散流亡者的军事集结或许对流亡者是一个更实际的打击。——《法国革命史》（乔治·勒费弗尔）

　　11月29日，议会最后规定所有拒绝宣誓的教士都应作新一轮的公民宣誓，而那些拒绝宣誓的人将会失去抚恤金……因此两次都拒绝宣誓的教士被认为是嫌疑犯，将会受到官方的严密监控。那些仍然居住在充满宗教争议地区的人也会被驱逐，而且现在也不再允许他们用多出来的教堂履行职务。——《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

　　“这将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场政治战争。那时一切事物都将大为改善，法国的物质和精神状况使它连半个战役也支持不了。”

　　在12月14日这同一天，玛丽-安托瓦内特在给她的朋友费尔桑的信中写道：“

　　这帮蠢材，他们没有看到这是为我们火中取栗！”宫廷心怀鬼胎，它指望战局对法国不利，战争的失败使得以恢复。为此，它急于把法国推入战争。

　　——《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笔者注：简单说来，宫廷那帮狗是在借刀杀人。）

　　在战争政策的反对者中，数罗伯斯庇尔头脑最清醒，态度最坚决。罗伯斯庇尔最初只得到丹东和几份民主派报刊的支持，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不可抗拒的潮流……在3个月中，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上以惊人的远见展开了一场反对布里索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使革命派从此陷于分裂。他深知宫廷主张战争并非出自善意。1792年1月2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讲中指出，

　　“祸害的根源难道不在巴黎吗？在科布伦茨与离我们不远的另一个地方之间难道没有任何联系吗？”

　　毫无疑问，完成革命和巩固国家都是必须做的事。但是，罗伯斯庇尔把轻重缓急的次序重新作了安排：

　　“你们应该首先把目光转向你们在国内的立场，在向外输出自由之前应该先把国内秩序整顿好。”

　　在进行战争和打击外部的贵族之前，应该首先消灭内部的贵族，制服宫廷，清洗军队。战局有可能变坏，因为贵族军官的流亡瓦解了军队，部队缺少武器、装备，要塞没有粮食弹药。“一旦将战争加在人民头上”就不能不对人民有所补偿：必须武装消极公民，振奋民众精神。而且，即便取得了胜利，自由也可能会葬送在某个野心勃勃的将军

　　然而，罗伯斯庇尔对战争所持的清醒分析和勇敢的反对态度还不足以阻挡这股潮流。——《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3月10日，杜穆里埃入政。（笔者注：记得1770年他在波兰执行过任务吗？他将于一年后叛逃。）

　　4月20日，立法议会通过了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国王宣战的法令，也就是说，法国仅向奥地利，而非向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宣战。

　　4月26日，鲁热·德·利尔在斯特拉斯堡推出了他的《莱茵军战歌》（笔者注：即后来的《马赛曲》）。

　　4月29日，狄龙和比隆将军下令后撤，士兵们感到被人出卖而溃不成军，狄龙则被人杀死。

　　5月18日，汇集在瓦朗西埃纳的将领们不顾内阁的命令，自行宣布进攻已不可能，并且建议国王立即媾和。

　　7月初，布伦斯维克公爵统领的普鲁士军队开到前线，孔代所率的由流亡者组成的军队也相继赶来。战斗即将在法国本土展开。

　　7月25日反法联盟军指挥官布伦瑞克公爵签署了一份宣言，恫吓巴黎居民，说罗马皇帝和普鲁士君主的战争就是为了结束法国国内的骚乱，终结对君权和教权的攻击。他们想要解放王室一家，重建国王的“合法性”权威。他们会对那些不抵抗盟军的人给予保护。宣言明确警告巴黎人不要对杜伊勒利（又译杜伊勒里）宫里的人采取任何行动，呼吁在首都的所有人都要对国王的安全负责，

　　如果国王的安全受到侵害，那么这座城市将会受到惩戒性的且令人难忘的报复。

　　（笔者注：暴露真实意图了属于是）——《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

　　7月28日，得知《布伦瑞克宣言》的立法议会决定批准把武器分配给所有的公民。

　　7月30日，马赛联盟军进驻巴黎。（笔者注：这些联盟军战士将会在随后的8月10日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立法议会颁布法令允许消极公民加入国民自卫军。

　　（8月9日）当夜，警钟长鸣，市郊圣安托万邀请巴黎各区派专员进入市政厅，先与合法的市府同时执政，然后取而代之。这便是

　　。巴黎市郊人民纷纷起来，与联盟战士一道向杜伊勒利宫进军。杜伊勒利宫的自卫军纷纷倒戈，转向起义。8点钟，马赛人的队伍首先到达，他们未遇阻拦，直入王宫内院。此刻，御前卫士们向他们开火，并将他们击退。郊区人民赶到后，联盟战士在他们的支援下再次进攻，并且发动了冲锋。10点钟左右，受困的卫兵们在国王的命令下停了火。起义刚开始时，由于罗德里（吉伦特派，塞纳省事务总管）再三请求，国王及其全家便离开了王宫，到不远的议会所在地——马内日大厅避难。在战斗胜负未见分晓之前，议会还将路易十六作为国王对待；当起义获得胜利后，议会便宣布停止国王的职权（不是废黜），并且通过决议：

　　8月26日，议会宣布：一切拒绝宣誓的神职人员，必须在15天之内离开法国，否则将被流放到圭亚那。

　　9月2日上午，凡尔登被包围的消息传到了巴黎。凡尔登是巴黎和前线之间的最后一个堡垒。市府当即向巴黎人民宣告：“拿起武器，公民们，敌人已来到我们的家门前！”按市府的命令，人们燃放警炮，擂起战鼓，敲响警钟，关闭各处的栅栏，号召健壮的男子去马尔斯校场组成义勇军营队。市府的官员们都回到各区去进行鼓动工作。“他们将慷慨激昂地把祖国面临的危急局势、在周围威胁着我们的各种叛卖活动以及蒙受侵略的法国领土等等情况，告诉同胞们。“市府再次表现出模范的爱国热情。在警炮和警钟所造成的异常激奋的气氛中，人们对叛卖的担忧愈加强烈了。志愿兵正准备编队出发时传闻四起，说是在他们走后，被捕的嫌疑犯将发动暴乱来接应敌人。马拉曾经告诫过志愿兵们： 在尚未审判人民的敌人之前，不要离开首都。9月2日下午，一些被送往亚培伊狱的反抗派教士被押解者——马赛和布列塔尼的联盟军处死了。在卡尔默狱， 也有一伙人（其中有店员、工匠、联盟军和国民自卫军）冲了进来，把囚禁在这里的许多反抗派教士屠杀了。随后就轮到了亚培伊狱的犯人。市府的监视委员会也介入进来，建立了一些民众法庭。按照公众的观念，执行审判是主权的一种表现，人民在必要时可以收回它。在9月2-3日夜间，市府的一位特派员宣布说：“人民在复仇中恢复正义。”在后来的数天里，在其他监狱，如福尔斯狱、孔西埃热里狱、夏特莱狱、萨尔佩特利埃尔狱和比塞特尔狱（9月6日）仍持续进行着这类屠杀。总共有1100多名犯人被处死，其中3/4是普通法的犯人。当局对此采取纵容态度。议会完全无能为力。吉伦特派吓得胆战心惊。司法部长丹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保护监狱。——《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一致赞成废除王权。建议是科洛·代布瓦提出的，得到了格雷古瓦（此人几乎在每届革命议会机构中都担任过职务。后来被拿破仑封为伯爵。不晓得他被封为伯爵的那一天还想得起来他在遥远的1792年9月22日说过的话吗？）的附议。格雷古瓦说：“国王之有害于精神，恰如魔鬼之有害于身体。宫廷是罪恶的渊数、腐化的泉源和暴君的巢穴，各国国王的历史亦即各国国民的蒙难史。”当天晚上，这一法令在巴黎，在熊熊的火炬下宣布。罗兰在一份给各行政机关的通令中写道：“先生们，既然你们要宣布共和，那就请同时宣布博爱吧，因为二者是一回事。”第二天，9月22日，比约-瓦雷恩又促使国民公会通过决议：一切的日期均改用共和历法。——《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同年（笔者注：即1792年）10月10日，雅各宾俱乐部在罗伯斯比尔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清洗：几乎一致通过决议开除长期不出席俱乐部会议的布里索。随后，又陆续清除了被认为不能忠诚于自由事业的分子，全部排斥了吉伦特派。

　　山岳派是国民公会中以雅各宾派为核心形成的一个政治派别。在1793年5月-6月起义前，以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为带头人。可以说，山岳派是作为的雅各宾派与中派即平原派的一些议员结成的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它没有组织纲领。这个政治政治派别之所以称为山岳派，并非如一般所说，是由于这一派议员坐在议会会议大厅的最高处，而是由于他们自认为是崇奉以色列人之神——耶和华的旨意、在西奈山上宣布法令、规章、制度的“先知”摩西那样的立法者，所以自称是身居山区的“山上人”。——《法国大革命史》（王养冲 王令愉）

　　（笔者注：在开始1793年之前，我想先引用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一个片段）

　　主教情不自禁地嗫嚅道：“是吗？九三年？”议员在椅子上直起身子，庄严的神情中略带悲伤，他拼足临终者的全部力气，大声说：

　　“啊！您终于说了！九三年！我一直等着您说呢。一千五百年中积起了一片乌云，过了十五个世纪，才云开雾散，您却谴责那声惊雷！”

　　1月16日，判处路易十刑（笔者注：361票主张死刑，26票主张死缓，334票主张监禁或有条件地判处死刑，这就是所谓的361票对360票的来源。）

　　1月18日，投票反对缓刑（笔者注：380票主张死刑，310票主张死缓。）

　　1月31日，丹东宣称“法国应以自然边界作为疆界。我们应该抵达自然界限的四个点：海洋、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丹东认为比利时是要并入法国的。

　　3月10日，尽管被吉伦特派斥责为独裁，国民公会还是通过决议：建立一个特别法庭，其判决一经作出便不准上诉也不可撤销。”该法庭将受理一切反革命罪行，一切损害共和国自由、平等、统一和不可分割原则及国家的内外安全的罪行，以及一切阴谋重建王权的罪行。“国民公会保留了任命法官、陪审员的权力，特别是保留了起诉权。——《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在各市镇或大城市的各个区，这种委员会握有监视外国人的权力。它们的权限很快就扩大到发放公民证、检查军事证件及逮捕不佩戴三色帽徽的人等事务。不久，这些委员会又担负起开列嫌疑犯名单和签发嫌疑犯拘捕证等工作。这些革命委员会均由忠诚可靠的爱国者（他们基本上都出身于无套裤汉）所组成，成为一种反对吉伦特派、温和派和贵族分子的战斗组织，也是救国统治体制的主要部门之一。——《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1793年4月5-6日创建了救国委员会，它取代了1月1日成立的行动不力的总防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在国民公会中遴选出的9名委员组成，每月改选一次，实行秘密会商，负责督促临时行政会议的行政活动。在紧急情况下，它还有权采取全面防御措施。它的决议行政会议必须立即加以贯彻，“不得拖延”。——《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4月5日，作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马拉签署了一份公文，向外省求援，保护巴黎，抵御公会中“该受天谴的阴谋集团”，视图策反那些被吉伦特派视为自己拥护者的人。吉伦特派指控马拉的行为是在侮辱公会，4月12日他们将马拉告上了法庭；山岳派的代表因为出巡外省，支持马拉的人很少，因此吉伦特派的控诉状压倒性地获得通过。看到自己的英雄受到了攻击，巴黎有33个区作出回应，他

　　。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笔者注：即8月10日起义前成立的起义市府）都签署批准了这个号召，旋即又收回，因为这项号召受到了罗伯斯庇尔的谴责，他不愿看到国家代表受到威胁。——《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

　　这样的事情在5月1日果线名者围攻议会，宣称除非面包的价格得到控制，否则他们就不离开。那天双方僵持不下，谁也不肯让步，由于政府害怕局面变得不可控制，便于次日通过了一项法令，为面包和谷物限定了最高价格，而且规定地方当局在搜寻和征购粮食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这项法令在第三天便颁布实施。山岳派公开支持这项措施。——《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

　　5月25日，巴黎市府（笔者注：即巴黎公社，前面提过的起义市府。不是1871年的那个）要求释放它的代理检察长埃贝尔。

　　1793年5月31日，起义在主教府委员会领导下，按8月10日起义所采取的方式展开了。人们敲响警钟，擂起战鼓，鸣放警炮。下午5时许，各区和巴黎市府的请愿者来到国民公会议事厅。群众在外边把议会团团包围了起来。人们提出了一整套有关保卫革命和社会措施的纲领，包括开除吉伦特派领袖，撤销12人委员会，逮捕嫌疑犯，清洗行政机构，创立革命军，只让无套裤汉享有选举权，向富人征税以把面包价格限定在3苏l斤，以及向老年人、残废人和祖国保卫者的亲属发放公共救济等。但是，尽管罗伯斯庇尔同韦尼奥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是的，我是要作出不利于你们的结论！”），国民公会只是通过了废除12人委员会的决议。起义失败了……6月2日（星期天），运动再起。起义委员会命昂里奥率8万国民自卫军包围国民公会，“以便在国民公会拒绝满足巴黎公民要求的情况下，把乱党首领们当场抓起来。”一个代表团要求立即逮捕吉伦特派领袖。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议长埃罗·德·塞谢尔率领全体议员走出议会大厅，试图突围。昂里奥下令，“炮手们，各就各位！“无能为力的国民公会只好退回议会大厅，被迫就范，通过了逮捕29名吉伦特派议员及克拉维埃尔和勒布伦两位部长的决议。自立法议会以来一直进行着的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斗争终于结束了。吉伦特派就这样灭亡了。——《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可是，紧接在5月31日起义之后由当时被称为山岳党的那部分国民公会代表所拟定的宪法，并不完全符合人类之友的心意。遗憾的是，在这个宪法里还可以找到陈腐的、令人失望的关于财产权的观点。然而，公民的政治权利在这里却得到明确的规定和牢固的保障：普及教育也被置于社会义务之列。这个宪法很容易作有利于人民的修改；关于人民行使最高权力，也在宪法中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为平等而密谋》（菲·邦纳罗蒂）

　　但是这部宪法（妥藏其本文的“圣约柜”存放在国民公会的议会大厅里）将等到和平恢复时才能实施。——《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9月4日，一场长期受压抑的人民骚动爆发了。从早晨起，一群一群的工人（主要是建筑工人和军工工人）源源不断地开到沙滩广场，向巴黎公社要面包。

　　1793年9月5日，各区汇集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高喊着“向暴君宣战、向贵族宣战、向囤积者宣战”的口号，开向国民公会，把国民公会包阶起来，然后以和平的方式涌入议会大厅。议员们在人民众目睽睽之下议事。首先，帕施代表巴黎市府和各区谴责囤积者的阴谋勾当和有产者的利己主义行为。随后，肖梅特宣读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建立一支革命军来保证农村的谷物征调，并安全地把征集到的谷物运到巴黎。比约-瓦雷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建议逮捕嫌疑分子，这在无套裤汉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措施。国民公会不经征求救国委员会的意见就径直作出让步：不仅通过了逮捕嫌疑分子的法令，而且决定清洗那些负责查寻嫌疑分子的革命委员会。这就把恐怖提上了日程。根据巴雷尔的报告，国民公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一支由6000名步兵和1200名炮兵组成的革命军的提案。国民公会最后又通过了丹东的一项提议：限定各区每周只得举行两次集会，参加集会的公民每人发给40苏的津贴……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之后，人民仍保持着自己的压力，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只好违心地走上恐怖和统制经济的道路。——《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救国委员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政策获得成效，不愿继续容忍那些”不正规”的运动往往闹得过火的民众运动。——《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在人类的一个阶级可以不受惩罚地使另一个阶级挨饿的情况下，自由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在富人用垄断对其同类操生杀大权的情况下，平等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雅克·鲁

　　……和那个喊出“在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地方，平等是空话”这样的资产阶级决不能容忍的口号的人，都被暗杀或上了断头台。——1998年12月20日在狱中给他女儿的信

　　6月以来，很多区要求审判被监禁的吉伦特派以及玛丽·安托瓦内特，因为这些人不可能无罪释放，所以这些要求极为血腥，而且毫无意义，这一点罗伯斯庇尔早就看到了。他一直在与这些做法斗争，尽力制止。但是9月9日有消息称有人密谋要将前朝王后从现在单独监禁的地方解救出来，到了这个时候，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命运就基本决定了。10月3日王后接受了审讯，这一天也是审讯吉伦特派的日子。罗伯斯庇尔能做的就是劝阻国民公会不要采纳比约-瓦伦提出的唱名做法，而比约-瓦伦想以此甄别出那些对叛国者仁慈宽大的人。——《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

　　另外10月5日公会颁布实施了新的共和历，这是法国与各种形式的宗教进一步决裂的标志。纪年不再从耶稣诞生算起，而是从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创立算起，所以1794年是共和二年。每年12个月，每月30天，每个月的名称都与节气有关。每月三周，每周十日，以一个休息日结束。因此周日消失了，除非和不太频繁的休息日吻合才会出现。——《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

　　革命历的采用在奥拉尔看来是大革命最富于反基督教色彩的措施。它表明，国民公会和革命资产阶级的情绪在这方面跟人民先进分子的情绪是一致的。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罗姆关于从共和国的第一天1792年9月22日一开始建立共和纪年的报告。据此，1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分为3旬。另加5天或6天补足日，最初叫作“无套裤汉日”。这样，每旬的第10天代替了礼拜天。这些旬末节冲击着宗教礼仪。1793年10月24日，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下雨了，下雨了，牧羊女》的作者）又作了一个关于历法的报告，为每个月都发明了一个富于诗意的名称（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这种使日常生活非基督教化的尝试由雾月15日（11月5日）法令补充完成。该法令创立了一整套公民节日。——《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10月12日，在听到里昂沦陷的消息后，国民公会下令必须摧毁里昂……在之后的法令中，毁城实际上只是摧毁富人的宅邸，这座“断壁残垣”的城市被重新命名为自由之城。

　　库东（又译库通。笔者注：这位是罗伯斯庇尔的亲密战友，后来与罗伯斯庇尔一起被杀害）

　　不能忍受这种全面性的复仇，他设立了几个专门法庭，推倒里昂几名首富的房子，并要求这些人迁往别处。11月初，

　　科洛·戴布瓦和之前出巡过讷韦尔的富歇（笔者注：这两个人后来参与了热月政变，这个富歇后来还当上了拿破仑的警务大臣，恶心。）取代了库东。

　　二人强求巴黎下达儆戒性的报复命令，也希望巴黎进行协助，派来一支革命军……为了加快审判速度，他们（笔者注：即科洛·戴布瓦和富歇）在11月27日专门设立了一座“七人法庭”，数日内处决了300名叛乱疑犯……12月2日至8日，他们将有罪的人扔进挖好的大坑，用加农炮和手榴弹进行轰击。——《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它之前依赖的那套程序太过笨拙，效率太低。圣茹斯特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如果政府本身不符合革命的要求，那么革命的法令也不可能得到执行”。所以，他建议救国委员会要在整个国家中承担核心调派的角色，只需服从国民公会的监督。这样的“革命政府”应该是临时的，也就是说法国将一直维持革命政府的状态，直到和平来临。——《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

　　雾月20日（1793年11月10日）举行了这一节庆活动：祭坛上耸起一座象征性的山岳，一位女演员在那里扮作自由神。参加这一活动的国民公会应肖梅特的要求，当即通过决议把圣母院改为理性庙。非基督教化运动在几天内席卷了巴黎各区。——《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1793年11月理性节。拍摄自《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林恩·亨特）。

　　11月21日（霜月1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大力主张信仰自由。尽管他并不拥护天主教，但他觉得废除这一宗教是一个政治错误。

　　这种必要性，由于经济形势的迫切要求而显得更加突出。由各县建立的普遍最高限价带来很多不平等现象。1793年9月29日法令未提到的，诸如运输价格、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等方面，也有限定的必要。有些地区，如南部已在发生饥荒，而有些地区粮食却多得吃不完。由此出现混乱和麻烦的局面。救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央集权，以便整顿经济管理，统-最高限价，实行对外贸易国营化，从而实现各省之间的平均分配。经济上的需要和政治上的迫切性都促使救国委员会去确立自己对整个国民生活的绝对权力。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的宪法性法令是和这一目标相吻合的。由此确定了战时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所以霜月十四法令宣布无政府恐怖时期的终结，同时也宣告了革命军到处掠夺破坏的终结，同时也宣告了废除基督教运动的终结。此外霜月十四法令也标志着特派员享有的独立总督的职权结束。——《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

　　12月6日（霜月16日），国民公会也通过一项法令，庄严地重申信仰自由的原则。

　　12月8日（霜月18日），议会又根据巴雷尔的建议明确表示无意触动已经采取的措施，尤其无意改动议员们的决定，由此限制了霜月16日法令的影响。被封闭的教堂仍紧闭着大门。

　　12月19日，收复土伦。（笔者注：波拿巴·拿破仑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科尔得利派领导人，它取消了人动的独特要求，结果使自己非但不能打击温和派，反而受到它的摆布……科尔得利集团的冒险企图为革命政府提供了一个契机，以加速它的演变进程。虽然革命政府在危亡关头同意跟无套裤汉结成联盟，并为维持这个联盟作出过让步，但它从来没有接受无套裤汉民主的社会目标和政策方针。对各政府委员会来说，反抗反法联盟和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以及它们的政治观念，都要求控制民众组织并将它们限定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激进民主主义范围之内。由于科尔得利俱乐部的反对派运动威胁了革命政府的平衡，革命政府便采取了手段。但是，无套裤汉看到自己所信赖的、表达自己愿望的《迪歇纳老爹报》和科尔得利派被定罪，他们便对革命政府产生怀疑。——《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丹东支持罗伯斯庇尔反对非基督教化分子，并非没有个人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用心。他想营救他的一些刚被捕的朋友，那些人不是跟“外国人阴谋”事件有牵连，就是与东印度公司清算案有关系（如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等人）。丹东还有更远的考虑，即通过分裂救国委员会（其中的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被认为是亲无套裤汉分子）来削弱革命政府。丹东派的政策在极端恐怖统治、巩固最高限价、殊死战争等问题上都与埃贝尔及其科尔得利俱乐部的朋友们所拥护的平民纲领背道而驰。政府对非基督教化运动的进攻导致反动势力萌生，便利了丹东派的攻势。——《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热月5日（1794年7月23日）颁布的巴黎工资最高限额表使这种限制性政策发展到顶峰。这个工资价目表严格遵照1793年9月29日的法令，强行降低了工人的工资，而且降低的幅度相当大：一个在风月挣5锂工钱的先贤祠工地的石匠，现在只能挣3锂8苏了。恰恰在罗伯斯庇尔派当局和巴黎市府需要人民群众可靠支待的时候，工人的不满情绪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在国民公会中，反对派的核心是一些被召回的特派员，一些凶狠的者（尤其是那些感到自身受到威胁的人，如卡里耶、富歇）和一些渎职者（如、弗雷隆、塔利安等）。腐化者的乱党又一次形成了。它的基础是那些乘胜利之便要求结束恐怖统治的新宽容派和那些只把革命政府当作权宜之计来接受的平原派。人动已被制服，无须再担心发生起义。既然如此，国民公会有什么理由继续容忍政府委员会的监护呢？在不愿再受束缚的国民公会和充满强烈敌意的巴黎无套裤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