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于文中人名、地名、组织名的旧译法，尽量按如今的通行译法予以修订，旧译名以附注的形式列于文下（即“原文为……”字样，若1947年版译名与1958年版不同，则“原文为……”字样指1958年版译名），并对相应人物做简要介绍；

　　2. 对于文中书籍的旧译名，不做更改，而是以附注形式列出其相应外文名和新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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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共和初年的局面是很不稳定的，大有复趋于反动的可能；后来共和的基础逐渐巩固，资产阶级民主逐渐发达，这是很有利于资产阶级史学进展的。历史教学逐渐普遍，成为大学的主要学问，更有若干特设的专门机关，结果，不但增加知识，而且训练出不少的后进。文献档案之公开，已为一大便利，尤能给学者以不少方便。文献索引之编辑及重要文献之印行，使初学者容易得到门径，容易接触史料。学会组织及学报之发达，一方面使学者能彼此联络，一方面使他们容易得到发表的机会。巴黎固然是学术的中心，地方的学会与学报亦不容忽视，因为它们的精力集中于一地域之研究，故其成绩往往更能深入。在此中情形之下，突然支持一己之见的著作，再不能引起学人的注意；事实上学者们不得不用很客观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以期有所创获。研究的方便促成了方法的进步，使史学研究有大量的创获，这样才造成史学界的空前极盛时代。战争对于学术是一大威胁，它使研究工作不能照常进行，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仍有若干学者继续工作，而战后的继续与进步更能产生惊人的成绩。

　　一般的历史研究是如此，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法国各大学几乎都设有法国革命史专门课程，而巴黎大学的法国革命史讲座因奥拉尔之久据此位，名闻国际。大学及各历史研究机关，都瞩目于此一时期之研究；专题研究层出不穷，研究生之论文中的创获，亦属难于估计。专门研究法国革命史的历史学会，除了我们所要特别提及的法国革命史学会【1】及罗伯斯庇尔研究学会【2】外，其他地方学会对于革命时代之研究，也有很大的贡献。除这两学会所主持的刊物而外，更有两种未能长久维持的专门刊物，一为《革命评论》（1883—1889年）【3】，是属王党旧教徒一派的；一为《法国革命历史评论》（1910—1923年）【4】，这个刊物附带编印了不少专著与文献。各国的文献已先后公开了。文献不公开，不但不利于研究，而且助长伪造文献之风，这不是科学时代所能容许的。1864年同时有两种玛丽·安托瓦内特【5】的通信集出版，有24封信同见于两种通信集中，而文字彼此不同。这只有奥国管理档案的史家阿尔内特【6】才有方法鉴别，他把原信公开了，证明两种都是伪造；从此奥政府决心将文献公开，以防伪造。文献公开以后的工作是整理与编印，此类工作的进行与成绩是无法在这里介绍的，只有去参考专书。整理与编印的工作虽说进行很迅速，但法国革命所留下的文献太多，所以专家们仍须到故纸堆中去摸索。

　　要从这些文献中去研究而得到有价值的结论，自非有训练的史学家不可，在所谓科学的研究时期而能有所成就的史家，其用力之勤及贡献之大，已非前人可比。所以阿尔方【1】说：“很多忽然要做历史家的人自信能够写一部法国革命史，他们所具有的政治情绪每使他们得不到最正确的判断。可是我们可以拿奥拉尔、马迪厄、萨尼亚克【2】、勒斯【3】及其他革命史专家之著作与前人的著作比较一下，就科学的及公正的真理观点而论，便马上可以看出已有极大的进步了。”【4】泰纳的著作虽出版于第三共和时代，但他够不上这个标准，所以我们已将其列入上篇。从以下各节看来，可知科学研究时代的史家是如何严谨，其价值是如何的惊人。关于马迪厄的研究贡献，则因另有专文介绍，不再叙述。

　　索雷尔（1842—1906年）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保守派，虽然与泰纳同时，而且是朋友，但他是属于所谓科学的研究时期的。二人同研究法国革命史，所研究的范围不同，结果亦异，他们的共同朋友阿诺托【1】说：“泰纳只看见血从断头台上滴下来，索雷尔则看见血液遍布战场以拯救法国而滋润了欧洲。”索雷尔原是学法律的，1866年入外交部工作，达十余年，这样便培养了他研究外交史的兴趣及供给他研究外交史的机会。从1872年起，他在政治学院【2】任教外交史达三十年。他的第一部名著《普法战争外交史》【3】（1875年出版）包括有若干出于他本人手笔的文献。他所集中研究的是法国革命时代的外交；起先是些短篇论文在各史学杂志上发表，最后把他研究的结果，写成了八卷巨著《欧洲与法国革命》【4】（1885—1904年）。

　　这部书是他三十年研究的结晶，目的是在说明欧洲与法国革命的关系，这正是西贝尔所做过的工作；可是他能接触若干西贝尔所不能接触的材料。他具有强烈的民族的偏见而要替法国辩护，但他的态度比较客观，所以这部书的价值超出了西贝尔之作。托克维尔从内政上说明法国革命是旧制度的继续，索雷尔则从整个欧洲来说明法国革命是旧制度的继续，因而就缩小了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就整个欧洲而论，革命是必然发生的。旧制度已经倾毁，开明专制及哲学理论更促成不安，整个欧洲都可爆发革命，事实上比利时的革命先于法国。革命之所以爆发于法国，由于法国当时在思想上居于领导地位，本国之历史背景促其实现。君主专制预示议会之独裁，高卢教会暗示教士法，对于新教徒之迫害转为反革命派的迫害。革命政府在外交上所采取的政策，仍为旧制度时之自然疆界说。为着保全革命，法国不得不要求莱茵【1】区域，不得不侵占比利时，惟进兵荷兰则属一大错误。其第一卷分析十八世纪欧洲之政治及理想，至今仍为研究法国革命背景的参考书，与托克维尔之作同样重要。二、三、四卷叙法国革命时代及其外交关系，态度颇为平正，不似西贝尔及泰纳之具有偏见。他是同情革命的，但他认为除初期亡命者外，后期亡命者并非有意危害法国，不过是为逃生而已。革命战争固然是旧传统的继续，但直接挑起战争的则为吉伦特党；而九月屠杀及路易十六之死都是外力压迫所促成的。这些判断至今仍是可以成立的，故阿克顿一度尊之为一代权威，而古奇更谓其对法国革命研究之贡献，就国际方面论，可谓空前，就法国而论，亦属判断正确。

　　在科学的研究时期中，以毕生精力从事法国革命史之研究而有空前成绩的，当推奥拉尔（1849—1928年）。由于他的寿命之长，使他能以五十年的时间从事于此一时代之研究与著述。他据有巴黎大学的法国革命史讲座——巴黎市府特为他而创设的讲座——达三十六年（1886—1922年），在此三十六年中，他无疑的是法国革命史的权威，直到马迪厄出来，才有人与之对立。他的贡献不但在于他个人之研究及对于文献之整理，尤其在于他能创一学派，培植了不少的后进人物；与之对立的马迪厄就是出于他的门下；其他诸国之研究法国革命史的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他的影响。他之开始发表其研究之所得，大约始于1882年的《制宪议会之演说家》【2】，从此不断发表，直到他死时为止。后来他更分析立法议会及中的人物，最后合为三卷，而总名之为《法国革命时代之议会雄辩》【3】（1905—1907）。迪德【4】及沙拉韦【5】在1881年创刊的《法国革命杂志》【6】，自1887年起即由奥拉尔主编，直到他死时为止。单就他主编一种学术杂志而论，三十余年中写作的数量是很可观的。他集合此类文字编成单行本，以《法国革命的研究与教训》【7】的名称出版，先后达九卷（1893—1924）。1888年，他创立“革命史协会”【8】，《法国革命杂志》由此会主持。此会之目的在于“应用科学方法于法国革命之研究，使巴黎及各郡从事于研究1789年以来之法国史者有一中心，出版关于此时代之未经整理而已见稀少的文献。”会中出版的文献很多，由奥拉尔本人整理的亦不少。

　　奥拉尔之最伟大的贡献恐怕要推其对法国革命文献之整理与编订。文献经他加以鉴别，依次排列，编印成书，这不特省却我们翻阅文献的麻烦，更使我们得到不少便利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他受法国教育部附设的“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1】之托，编印关于救国委员会【2】的文献达二十六大卷（1889—1922年）【3】。救国委员会之集会未曾留下记录，幸而存有各委员签署的命令及他们和议会特派员【4】的通信，经奥拉尔依时间先后将其编订，并注明某件出于某人之手，于是这套文献便成了研究救国委员会之最有用的资料。巴黎市政府附设有“研究法国革命时代及现代的巴黎史委员会”，出版关于巴黎的文献。奥拉尔受其委托，编印了两种重要文献：一为关于雅各宾俱乐部的文献（六卷，1889—1897年）【5】，雅各宾俱乐部的记录已不存在，奥拉尔从当时的小册子及新闻纸中搜集有关资料，把巴黎雅各宾俱乐部五年中的活动集在一起，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当时政治思想之转变，及议会以外的政治力量。一为关于热月政变【6】以后巴黎情形的文献，共为两套，关于执政府时代的有五卷（1898—1902年）【7】，关于督政府【8】时代的有四卷（1903—1904年）【9】。1916年又出版一套关于第一帝政时代的【10】。这些文献多半是当时秘密警察的报告，为研究当时巴黎社会及人民心理的主要资料。此外，在革命经济史文献委员会【11】中，他负有计划工作及主持出版之责，虽不曾实际担任文献之编订，但是他的指导对于委员会工作之进行有极大帮助。

　　一位这么有研究有贡献的史家可惜竟不曾集其五十年研究之所得而成一部综合的专书。1896年拉维斯【1】及朗波【2】所主编的《通史》第八卷《法国革命史》【3】出版，这本书是多人合作而成的，关于外交、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各有专人担任，但整个的革命经过之叙述是出于奥拉尔之手。此后他虽继续研究三十余年，终不曾打算重新来写这一本法国革命史。他之比较有综合性的巨著，当推其《法国革命政治史》【4】（1900年)。为表示其目的并非写一本历史而只在于研究政治理想之发展起见，他在书名之下，附以“民主政治及共和国的起源与发展”字样；所以全书的篇幅虽不少，却始终没有注意到财政、经济、外交、战争等方面，而只注目于平等及主权在民两大原则之发展。他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忽视经济的因素，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不能暴露政治斗争中的阶级意义。他的结论说：1789年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到1790年为止，除布里索【5】等少数人外，没有人提及共和国。立法议会时代的政治趋势也是如此。王政之倒并非由于共和派之力量，而是由于保护王政的人之阴谋与错误。恐怖政策并非基于某种政治理想而有的，是由于当时事态演变的结果。1789年的革命者要保持其已得的革命成果，内乱与外患逼着他们不得不诉之恐怖。恐怖政策救了革命，因而救住了法国。革命的保护人是雅各宾党，是由1789年的温和派转变而成的。和米什莱一般，奥拉尔也是同情革命同情人民的，尤其推崇丹东，但以人民为主；因为人民之不妥协，所以革命才能继续。他是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仇恨教士、王政及封建制。他虽然是科学的研究时代的一代权威，在这些方面仍不免有些偏见。此后，他还出版了三本关于法国革命的专题研究：一为《法国革命与封建制度》【6】（1919年），说明路易十六时期恰是封建权力消失的时期；其他两本是关于宗教的（1923年，1924年出版）【7】，说明革命时期的宗教情绪，改正他自己以前的见解，而谓当时人民的宗教信仰并不如他以前所想象的那么深，假使反基督教运动能够继续，则基督教的统治力量是可能崩溃的。对于他人，他的批评亦很严厉，一度颇为人所尊重的泰纳就被他的一本小书《法国革命史家泰纳》【8】（1908年）驳得体无完肤。他从根本上攻击了泰纳所用的方法。方法错误，所得到的结论，无疑的也是错误。

　　他晚年注意于世界大战一个阶段，曾受命整理有关世界大战起因的文献。在大战未结束时，他出版了一本《从历史看实际战争》【1】（1916年），在巴黎大学退休以后又出版了一本《世界大战政治史》【2】（1924年）。死时已达七十九岁的高龄，那时救国委员会的文献编印工作仍未结束，《法国革命杂志》仍由他主编，可见这一代权威，是如何忠于他的学术事业。

　　奥拉尔所忽略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由一位社会主义者饶勒斯（1859—1914年）所担任了。饶勒斯是一位注意实际政治的学者，自1893年到他被刺死时（1914年）为止，二十年中在法国社会党中始终居于领导地位。他在土鲁斯大学当过讲师与教授，由于他的口才与思想，他的教室中总是人很多的，而且常有校外的人。他一再当选为议员，可是他的实际政治生活是不很成功的。德雷福斯【2】事件起，他和当时的其他思想家一般起而为德雷福斯辩护，从此变为社会党。他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3】派社会主义不同。他也注意历史，但非唯物史观，而是从法国历史出发。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其起源、其希望及其性质，都是法兰西的。”为着要从历史来说明社会主义的根源，才产生他这一部有永久价值的《法国革命史》【4】。当第一次大战正要爆发时，他在呼吁和平；但他仍主张“国民武装”来保持和平，可是，因此被狂徒误会而将其暗杀了。

　　他从他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主编了一套《法国史》【1】，全书十二卷（1901—1909年），从1789年叙述到1900年。他很忙碌，自己只写了头四卷（1789—1794年）及第九卷【2】（普法战争），其他各卷是由他人写的，故全书各卷价值不同。书虽是为教育工人而预备的，但不能以通常的教本目之，尤其是他自己写的几卷。他在叙言中提出了全书的原则：法国革命是由资产阶级寡头政治到社会的民主政治的过渡，故全书从法国革命叙起。欧洲社会在逐渐由经济的束缚过渡到精神的自由，其间以法国革命为第一次，1848年革命为第二次，1871年革命为第三次。头四卷恰好包括法国革命阶段，后经其友人马迪厄利用现代研究之结果，改正其错误，校正其印错的部分，改编为八卷，而以《社会主义的法国革命史》的书名出版（1922—1924年）。马迪厄说，他这位朋友所写的都是可以宝贵的，以他之实际经验故最适于复燃革命时代人物的情绪。“资产阶级使人民相信法国革命只是一个政治革命，无产阶级现在知道这是一个财产上的革命，社会革命。”马迪厄的话是不错的，饶勒斯利用丰富的“陈情书”材料，说明第四阶级的兴起；但是由于他的机会主义，正如他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所表现的那样，书中时时显露了缓和阶级矛盾的倾向。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是由法国革命发源的。书中最动人的贡献在于有关粮食与工资的研究；对于法国、英国及德意志之思潮上的讨论，及关于马拉之分析，也是很动人的。他的结论是：法国革命的成绩确定了民主政治的理想，这一大事业说明了一大事实：一个大国可以应用其人民的力量来统治一个国家，拯救一个国家。

　　饶勒斯对于法国革命史的贡献不仅在于著述，而尤其在于他之推动有关经济方面的研究。本来早已有人注意到法国革命的经济方面，尤其是俄国学派史学家；不过由于饶勒斯的推动，1903年成立了一个革命经济史文献委员会【1】，附属于教育部所设立的历史及科学工作委员会【2】，以饶勒斯为主席，卡龙【3】为秘书，奥拉尔助其主持出版事业。参加工作的人（如蒂厄泰【4】、施密特【5】、萨尼亚克【6】及亨·塞【7】诸人）都是法国革命史的专家。由于他们的努力，不断出版了关于法国革命经济史的文献。其中包括全国各地的“陈情书”，这是一个还未曾经人充分整理的宝藏，第二帝政时虽已出版了六卷，但忽略了乡村，此类材料是研究旧制度时代的最好资料。此外更有关于农商、封建权利、纸币、粮食、公市土地、出卖国产各种问题的文献。这么一来，使注意经济问题的史家，在收集资料上得着许多便利。

　　1920年，拉维斯主编的《法国现代史》【1】出版，其一二两卷为《法国革命时代》【2】。卷一由萨尼亚克担任，包括制宪议会及立法议会时代。卷二由帕里塞【3】担任，包括及执政府时代。帕里塞所担任的是富于争论的时期，他很重视沼泽派【4】的力量，这是前人所忽视的。萨尼亚克是资产阶级温和派，久已成为法国革命史的权威之一； 1898年时，他发表了用拉丁文写的论文【5】，说明路易十六时代封建权力压迫之增大；同时又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的民事立法，1789-1804》【6】，说明革命时代的建设工作，这是以往史家所忽略了的。这两部书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此后，他相继发表了关于八月十日事变之研究（1909）【7】及莱茵区域之研究（1917）【8】，同时在各种史学杂志，尤其是在他与卡龙所主持的（1899-1914）《近代及现代史杂志》【9】上，不断发表关于法国革命的专题研究，更参加了经济研究委员会整理文献。故此，他写这部《法国革命史》时，已经有了二十余年的研究，且他深知其前人及同时人之研究成绩，故其书被推为最公允的书。他的成绩与声誉，使他能在巴黎大学继承奥拉尔的法国革命史讲座（1923），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会星散以后，靠他起而主持一个“法国革命史研究中心”【10】（1932年），继续出版奥拉尔所留下的《法国革命杂志》及其他出版物。同时，他与阿尔方主编了一个伟大计划的丛书，名《民族与文化》【11】，其中之第十三卷《法国革命史》【12】（1930年出版）即由他及勒费弗尔【13】、居约【14】合作而成。居约担任的是执政府时代，一个不引人入胜的时代，史家注意它的本来就不多。居约在这一方面颇有新的贡献，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因为他曾特别在这上面努力而出版有《执政府与欧洲和平》【15】一书（1911年），态度颇为客观，其贡献超出了西贝尔与索雷尔，且无他们那样的偏见。

　　勒费弗尔之研究法国革命史自始即集中于经济方面，尤其着重在农民土地问题与粮食问题。他的著述及文献整理几乎都是关于这一方面的。《革命时代之诺尔郡农民》【1】（两卷，1924年出版）是以一郡为研究对象的最成功之作，他在叙述旧制度时的农民情况以后，根据统计资料分析革命前及革命时代的土地分配问题。卷二更附带分析最高物价令之立法及实施情况。他根据地理条件及统计数字，说明旧制度时农民之领有土地者并不很多，这对于前人阿瑟·扬【2】及卢钦斯基【3】诸人之说是一大修正。此后他研究了利尔的谷物贸易及面包问题，从而分析旧制度的谷物贸易及干涉政策，反映出革命时代人民之所以痛恨经济自由主义（1925年）。继而由旧制度时代转向革命时代，于1932年先后发表了关于恐怖时期土地问题【4】及1789年大恐惶之研究【5】。他所编订有关贝尔格【6】县粮食情况的文献【7】正是属于限价令颁布以后的时期，就当时粮食问题即可看出乡村农民及都市居民的冲突情况，有如俄国革命的情形一般。此外，他除在若干杂志及集刊上发表其研究以外，更继马迪厄而主编其《法国革命史年鉴》【8】及丛书。前人在经济方面的研究虽已有不少成绩，但深入农民问题或土地问题的则自勒费弗尔始。他补充了前人之所不及，更修正了他们的意见。综合言之，他的贡献有二：（一）饶勒斯诸人说明法国革命是一个经济革命，勒费弗尔更说明它是一个农民革命。自1789年以来始终未能完全停止的农民骚乱是一个自发的运动，并非完全由于首都的政治事变所引起的。农民有土地的要求，什一税及封建权利的废止更刺激起这种要求。要求未能满足便是骚乱的主因；因为农民的力量，革命才能继续演进而至于推倒封建制度。倘无农民问题，法国革命不一定会爆发；即使爆发，亦不会如此激进。（二）革命时代所发生的土地转移及粮食问题使大农及小农的利益发生冲突，当时的土地政策及自由主义仅有利于大农及资产阶级，不为小农所欢迎；小农要求小块土地或集体所有权，反对谷物自由贸易，因为大量农民的日食并非自给的。资产阶级勾结大农对抗贵族，大农获得了土地，遂与小农分离。粮食缺乏更刺激起无产农民的要求。限价政策虽可解决一时的困难，终非根本之计。恐怖时代的罗伯斯庇尔派看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但未深入，他们的土地政策是不完全的。罗伯斯庇尔派既倒，更无人注意这个问题，等到巴贝夫【9】出来，反动势力业已巩固，不能把土地革命推进一步了。

　　现代法国其他史家对于法国革命研究的贡献留待下面来综述，在这里我们还要提一提两位不为专家所重视的史家，因为他们的著作流行很广，颇受一般人之推崇。其一为马德兰【1】，他的《法国革命史》【2】（1916年）已经伍光建译成中文。他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但是这个资格不一定能说明他是第一流学者。他的著作多半是关于法国革命及拿破仑时代的，但非本人直接研究之所得。他是敌视法国革命的，认为这不过是由路易十四到拿破仑统治的一个过渡，其论调带有王党色彩。他在研究上不曾有什么贡献，就是在介绍的工作上，也是不完全的。另一位史家是用勒诺特【3】笔名发表著作的戈瑟兰【4】，他不曾写一部法国革命史，但其有关法国革命的著作之多远过于马德兰，而且为时甚早。他也只是利用他人研究之所得，在表现技术上也许胜过马德兰，因为他是一位文学家。他的著作是不成系统的，在研究史上无所贡献；但他能注目于地理的条件及人物的分析，法国革命人物之能及于一般民众，他的力量不小。

　　【1】 路易·马德兰（Louis Madelin，1871-1956），法国史学家。

　　【2】 指《大革命》（La Révolution）一书。该书系《大众法国史》（LHistoire de France racontée à tous）丛书之一种，实初版于1912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有该书伍光建译本，名为《法国大革命史：关于法国革命进程的总记录》。由书名可知，该书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的。英译本初版于1916年，并在扉页中标出。由此可知，杨人楩大概也只见过该书英译本，故此在文中将此书出版年份误为1916年，

　　【4】 泰奥多尔·戈瑟兰（Théodore Gosselin，1855-1935），法国史学家与剧作家，笔名为戈·勒诺特（G. Lenotre）。原文为“哥赛兰”。

　　在介绍卡莱尔、西贝尔诸人时，我们已说明了法国革命是如何地为外国史家所重视。在所谓科学的研究时期中，几乎欧洲任何一国甚至美国的史学家，都有人专门从事于法国革命的研究。就研究成绩而论，首推俄国学派。所谓俄国学派，不妨作两种解释，一指帝俄时代，一指苏联时代。帝俄时代对于法国革命之研究，始于格里耶【1】，曾于1886年出版其《马布利【2】传》【3】。他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如阿尔达舍夫【4】及卡列耶夫【5】等贡献尤大。俄国学派自始即有注意经济方面的特点，阿尔达舍夫从经济方面研究路易十六时代的省巡按使【6】制度。卡列耶夫注目于法国十八世纪末年的农民问题。贡献尤大的，有柯瓦列夫斯基【7】。他虽为莫斯科及圣彼得堡两大学的法学教授，实际上他是一位史学家及社会学家。他的《革命前法国经济史》【8】（1909）是一大名著。卢钦斯基更是这一方面的专家，他的著作先后涉及革命前的小地主及国产出卖【9】（1897），革命前夕法国农民阶级状况【10】（1911）。这些史家的努力，为法国革命经济史打了一个基础，他们的结论虽非完全正确，但他们的工作刺激起饶勒斯诸人进一步的研究。

　　克鲁泡特金（1842—1921年）是介于新旧两派的人物，他从经济上着眼写了一部《法国大革命史》【1】（1909）。这位无政府主义者，原不是一位史学专家；但他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及经济学家，能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经济学的眼光，故能写出一部为专家所重视的书。近代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不注意法国革命的，克氏亦然。他因为从事革命之故，在祖国不能安身，在法国也不能立足，而亡命伦敦。1889年为纪念法国革命百年纪念，他在英国有名的杂志《十九世纪》上发表了一篇论文【2】，阐述他对于法国革命的看法。这时，从经济上去研究法国革命的，还不曾有巨著出版。从此他不断的有关于法国革命的论文在无政府党机关报《造反者》【3】上发表，最后才写成法国大革命史。他不曾忽略前人的成绩，路易·布朗【4】及米什莱的书给了他不少的启发，饶勒斯、奥拉尔诸人的研究亦经他利用，而他自己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他虽不能自由利用在法国的文献，但有在法国的友人助他搜集，而大英博物馆的史料，对他更是一大帮助。全书以农民问题为主，这位革命者亲见俄国农奴之苦，故特别能看出革命前及革命时代法国农民骚乱的意义。他自始即提出思想与行动两个潮流汇合而产生革命之说。靠着农民的力量才能推动革命，废除封建制度。为着保持革命的收获，农民才继续支持革命。法国革命虽已失败，但关于土地的革命并未失败。他由农民而推及都市无产阶级运动，看出了都市无产阶级及平等的要求，及粮食政策造成了街头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认为罗伯斯庇尔是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于这种平等的要求虽具有敏感，但不能扶持这些街头人物，这便是罗氏失败的原因。克翁的见解是不错的。

　　俄国学派既这样注意经济方面，苏联新派史家在唯物史观支配之下，自然更要在这方面努力。苏联所藏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献本不少，列宁格勒科学院图书馆既藏小册1500种，其中颇多稀本；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学院【1】所藏关于巴贝夫的文献，更为重要。苏联新派史家的贡献一定不小，可是，他们的著作大都未译成英法文；我们不能阅读俄文原文的人，只能从介绍文字中得知其大概。其中比较有成绩的要推卢金【2】及札赫尔【3】二人：卢金著有《罗伯斯庇尔传》【4】及《查格卢的研究》【5】，札赫尔亦著有《罗伯斯庇尔传》【6】及《热月政变之研究》【7】。此外魏因施泰因【8】则在从事于亡命贵族的研究。他们都是从经济方面出发来寻找阶级斗争的痕迹。塔尔列【9】之特别着重在当时法国工人阶级史的研究【10】，他的著作是历史科学中的巨大贡献。苏俄的学术进展是惊人的，其史家虽囿于唯物史观，可是以他们之努力及其以往之传统，在法国革命研究上，可能有很卓异的贡献。

　　【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卢金（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укин，1885-1940），苏联史学家。

　　【3】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札赫尔（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Захер，1893-1963），苏联史学家。1947年版为“札克尔”。

　　【4】 指《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Максимилиан Робеспьер）一书。该书有1963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5】 即《雅克·卢》（Жак Ру）一书。该书系札赫尔所著，杨人楩搞错了。卢金并未研究过雅克·卢。雅克·卢（Jacques Roux，1752-1794），忿激派领袖，又译“札克·鲁”。

　　【7】 指《根据近期历史著作论“热月”问题》（Проблема «Термидора» в свете новейш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работ）一文。

　　【8】 奥西普·利沃维奇·魏因施泰因（О́сип Львович Вайнштейн，1894-1980），苏联史学家。1947年版为“卫斯坦”。

　　【9】 叶甫根尼·维克托罗维奇·塔尔列（Евген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 Тарле，1875-1955），苏联著名史学家。原文为“塔尔勒”。

　　【10】 指《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工人阶级》（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во Франции в эпоху революции）一书。

　　讲到近代英国的史家，必须提到阿克顿（1834—1902年），虽然他不是专攻法国革命史的。他是一位具有世界情绪的旧教徒，相信知识，推崇真理，认为科学与信仰并不冲突；反之，他反对教廷的武断，讨厌教皇派的顽固。由于此类争论，使他注意历史，而变成了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学识很丰富，在当时英国学者中，可谓无出其右者。可是他不曾产生一部名著，因为他过于求全，始终不满足于已得的资料。他的老师德林格【1】预言他在四十岁以前假如不曾写出一部惊人之作，便一辈子也写不出，不幸这话果然验了。据说他有写《自由史》【2】的计划，可是除了一些讲演和零篇论文以外，始终不曾着手。死后，奥曼【3】曾参观他的私人图书馆，很惊讶他搜集的资料之丰富，丰富到任何一个学者的力量所不能驾驭，故此，这位学者始终不能把他的研究遗给后人。

　　他所遗留给我们的只是几本在他死后经人整理出版的文集和讲演集，其中之一便是《法国革命讲录》【1】（1910年）。1895年他到曾经拒绝他去读书的剑桥大学任首席史学教授。这本讲录便是他于1895—1899年间在剑桥大学讲授法国革命史所产生的。在研究上虽无很多的创获，但他能把思想与行动汇成一起，在短短的二十二讲中，从法国革命的背景分析到恐怖时代为止，对于某些问题具有深入而正确的看法。他的结论有好多是今日所不能推翻的，在若干方面他能避免前人所犯的错误。他厌恶革命人物之危害自由，但他不如泰纳那样把他们看成怪物。他认为改革运动之失败及革命之所以趋于激烈，是由于宫廷之阴谋及外力之干涉，而恐怖政策之行使，是由于要保护祖国。书末附录论法国革命史文献一篇，尤具有明确的史识。《剑桥近代史》【2】是由他计划主编的，可惜他不及见其出版而死。全书的进行仍是依照他所拟的计划，其中第八卷为《法国革命史》【3】（1904年），是部多人合作的书，方法较嫌陈旧，一般而论，只可供参考之用。

　　在阿克顿的讲录出版以前，斯蒂芬斯【1】出版了一部《法国革命史》【2】（1891），只是一本充分利用了奥拉尔以前诸人研究结果的教本。布拉德比【3】的《法国革命史》【4】（1926）也是一部难使人满意的书，但他所著的《巴纳夫传》【5】（两卷，1915年出版）却是一部有创获的著作。马迪厄不曾写出的《罗伯斯庇尔传》，由牛津的汤普森【6】写出了（两卷，1936年出版）【7】；他是属于马迪厄一派的，他利用马迪厄诸人的研究及其本人之研究而写成此书。绪论论“研究文献”一章，指出关于罗伯斯庇尔的文献，对于研究法国革命史的人，亦有用处。此外，牛津的莱格【8】注意于法国革命的宗教方面，伦敦的拉斯基【9】注意其政治及社会思想方面，都有相当成绩。

　　美国史学家是偏重美国史及通史的，其研究法国革命史是较晚的事。其中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两位属于马廸厄派的专家：一为戈特沙尔克【1】，他始则研究马拉【2】（1927年），注意其政治思想与实际政治之关系；继而研究拉法耶特，自1935年以来陆续有专著发表。一为克尔【3】，他的《恐怖时代》【4】（1927年）说明了雅各宾之末期统治是一种阶级斗争。罗伯斯庇尔派倒，“无套裤党统治亦随之而倒”。他很推重马拉。马拉死后，革命即丧失其最有眼光的指导者。圣鞠斯特遇到两位美国学者替他作传，一为布鲁恩【5】（1932年）【6】，其书无大创获；一为柯蒂斯【7】（1935年）【8】，虽不免错误，但其研究是一大贡献，是补法国著述中没有良好《圣鞠斯特传》的缺陷。布林敦【9】出版有分析雅各宾思想的专著【10】（1930年），指出了雅各宾党仅限于少数人，他们有一种信仰，他们的信仰不是走入天堂，而是使这个世界变成为他们所想象的天堂。强烈的信仰使他们趋于极端狂热，其所以失败，正由于其理想之不能实现。

　　挪威史家奥尔丁【1】的贡献是很惊人的。他也是马迪厄的学生，他的《救国委员会的警务局》【2】（1930年）是受马迪厄指导研究的结果。其篇幅虽不多，但是很有价值；因为救国委员会的警务局是一个未经人深入研究的问题；他不但告诉了我们警务局的工作情形，且把各人应负的责任分析得很明确；这样便把恐怖统治的责任问题——一个最有争论的问题，解决了一大部分。

　　其他诸国的史学家对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也有相当的贡献，不过多半是属于人物及专题的研究，而少在整个法国革命史上工作。在科学研究时代，欲写一部完全令人满意的法国革命史，确乎是件很困难的事。综合近人研究之所得而写成良好教本的，几乎任何一国都有，如德国之瓦尔【1】（1905—1907年）【2】及布尔金【3】（1922年）【4】，美国的戈特沙尔克（1929年）【5】、黑曾【6】（1922年）【7】及格肖伊【8】（1933年）【9】，意大利的萨尔韦米尼【10】（1905年）【11】，都是很好的书，不过其中没有什么创获而已。

　　由以上所述看来，可知近人对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有趋重专题研究之势。因为文献之多及前人研究之博，现代已不是一个笼统研究整个法国革命的时代，而须在某一专题上努力。近人专题研究之成绩约可分两类：

　　（一）地方史的研究：专注目于巴黎或几个大城市的研究是不够的，必须明了法国革命时期之每一郡、每一城市，甚至每一市乡。勒费弗尔即能以研究诺尔郡之农民问题而建立其声誉。奥布、萨尔特【1】、孚日【2】、塞纳-瓦兹【3】诸郡，都有地方学会之组织，都有特殊成绩表现。个人的努力更是不胜枚举，言其著者，如里夏尔【4】之于下比利牛斯【5】、孔贝【6】之于尼斯（二人均系在马迪厄【7】尼鼓励之下）、勒利奥【8】之于科尔马【9】、德里【10】之于圣洛【11】，米约【12】之于第戎、雷比永【13】之于布列塔尼【14】、若利韦【15】之于阿尔代什【16】、特鲁【17】之于默尔特【18】与洛林、迪布瓦【19】之于安省【20】、阿尔贝【21】之于上加龙【22】、帕雷斯【23】之于土伦、里法泰尔【24】之于里昂，这些都是第一次大战以后的结果。所研究的问题，多只限于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之某一问题。此类研究虽很发达，但以全国之大，仍有很多地方尚有待于以后人的研究。

　　（二）人物的研究：关于人物的研究早已有很重要的著作，但因为近人研究成绩之惊人及范围之扩大，几乎使五十年前所写成的传记只能仅备专家参考而已。甚至近人之作不久亦被后来者超过。人物研究之所以发达，半由于以人物为中心的工作易于完成，半由于前辈之奖励。现代出版的传记之多，难以数计，像罗伯斯庇尔那样的人物，几乎每年都有新的传记出版。能成为权威之作的却是不多，除前面已附带提及的而外，再举其著者，如：施特恩【1】及巴尔都【2】之于米拉波、克拉彭【3】之于西埃耶斯【4】、克列孟梭-雅克迈尔【5】之于罗兰夫人、文德尔【6】之于丹东、马德兰之于富歇【7】、拉库尔-加耶【8】及辛德拉尔【9】之于塔莱朗【10】、米雄【11】之于迪波尔【12】、雅各布【13】之于勒邦【14】，都是较为晚出而很有贡献的。人物研究虽然如此发达，但仍然是很不完全的。单就救国委员会的委员而论，如巴雷尔【15】、卡诺及库通诸人，至今还没有关于他们的好传记。故此，在人物研究方面，一如在地方研究方面一般，尚有很大的园地供今后之开发。

　　复次，除开我们在以上各节中所已提及的专著以外，兹更就专著的性质分类来介绍一些比较好的著作：

　　（一）政治方面的专著为数最多，因为法国革命史家自始即注目于此：各次议会、各行政机关、巴黎及地方的俱乐部、各次重大事变、各派政治思想之演变及其活动，都有人专攻。泰尔诺【1】的八卷《恐怖时代》【2】（1862—1880年）虽然是旧书，因其是根据巴黎市府所藏文献写的，这些文献既已毁于火，所以这部书仍是有用的。这是一部未完之作，材料很多，其书出版后，西贝尔不得不将其名著中之有关部分重写一次。瓦隆【3】于《革命法庭》【4】（六卷，1880—1882年）及《议会特派员》【5】（五卷，1889—1890年）的著作，虽出版较早，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我们已经看见无数史家注意山岳党，吉伦特党也遇着一位很有能力的史家佩鲁【6】，他除了编印罗兰夫人的回忆录及信札以外，更写了一部很有名的《吉伦特党之被逐斥》【7】（1917年）。关于反革命势力之阴谋及活动，比较晚出而新颖的大概要推万格特里尼【8】的两卷【9】（1924—1925年）。关于旺代郡之乱，除了沙桑【10】的十一卷巨著【11】（1892—1900年）外，晚出者则有加博里【12】的三卷【13】（1925—1928年）。

　　（二）经济社会方面的研究虽属比较后起，但进步很快，在今日几乎每一个小问题都有专门研究。我们所当提出来补充的，最要的是亨利·塞。他虽只写了几部小书，但对于旧制度时代的农民状况、经济生活及社会阶层、工商业之发展都有明白浅显的叙述，然而他的立场是很反动的。要明白革命时代的经济方面，非以他的著作做基础不可。马里翁【1】的四卷《财政史》【2】（1914—1925年）有一大半是关于革命时代的，其价值已超出前人（斯图姆【3】及戈梅尔【4】）之作。勒瓦瑟尔【5】在殖民事业、商业发展及人口问题诸方面都有所贡献，而其四卷《工人阶级史》【6】（1900—1904年）更特别表现其批评及表达力量。

　　（三）宗教方面的研究自始是富于争论的，因为宗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最富于争论的问题；而各专家的见解彼此亦有出入，马迪厄与奥拉尔分裂原因之一，即由于对宗教问题的看法不同。拉戈尔斯【1】虽然是属于旧教王党的，但他的五卷《法国革命宗教史》【2】（1909—1922年）却是一大名著。勒斯在这方面可算权威之一，不过他的研究范围是以阿尔萨斯【3】一带为中心。皮萨尼【4】的四卷《巴黎教会史》【5】（1908—1911年）及西卡尔【6】的三卷《僧侣史》【7】（1912—1927年）都是晚近较有贡献之作。

　　（四）关于外交及军事方面的研究，除了以前各节所提及者以外，值得特别补充的不多。与各国有关的部分，一半是属于各国的国别史，不必在此列举。关于亡命贵族之活动，都德【1】的三卷【2】（1905—1907年）是比较完全的。研究各国受革命影响的名著，则有费尔哈根【3】之于比利时【4】（三卷，1923—1926年）、比希【5】之于瑞士【6】（1925年）、费拉里【7】之于意大利【8】（1925年）、施特恩【9】之于德国【10】（1928年）、瑟德耶尔姆【11】之于瑞典【12】（两卷，1920年）。许凯【13】的十一卷战史【14】（1886—1896年）是根据陆军部的档案写的，自云其著作时有如身历其境，与当日的斗士共同生活。这是一部很有贡献的书，可惜是一部未完之作。菲普斯【15】的法国陆军史【16】，虽较晚出（1926年），但因过于重视拿破仑时代的将领，故在若干方面还敌不上三十年前的许凯之作。

　　近人研究法国革命如此深入，如此广泛，究竟有多少成绩呢？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本文写到这里，似不妨综合资产阶级史家研究之所得，就几个主要问题来说明一下。

　　（一）革命的性质：法国革命研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革命？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已不待言。领导革命的，因革命而掌握政权的，最后获得革命成果的，都是资产阶级。特权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可是最初直接推动革命的却有他们在内，因为他们之不满足及不肯牺牲才加速爆发了革命，马迪厄称之为贵族的革命。萨尼亚克亦持此种见解。亨利·塞也说：旧制度时代的经济繁荣助长了特权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力量，使他们要参预政治而限制王权。他们是攻击王权的先锋队。人民最初并没有反对王政的表示。“陈情书”里没有推翻王政的要求。人民选举的三级会议议员只希望改革，被选出的人并非代议士。可是他们毕竟变成了制宪议会，这是违反了人民的意志吗？并不，反而是合于人民的意志。自攻陷巴士底堡以后的一切事变，便是人民要求的表现。议会有了人民的支持才能进而领导革命。或者说，由于人民的压迫，议会才走上革命的途径。这便是克鲁泡特金所谓思想与行动两潮流的汇合，饶勒斯之所谓社会革命，勒费弗尔更肯定说，没有人民的力量，革命也许不会发生。人民促进了革命，人民的要求必须满足，农民要求土地，城市工人要求生活的保障，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变成要满足人民要求的社会革命。在表面上看，社会革命是失败了，因为无产阶级始终没有获得政权，私有财产制并未动摇；可是，革命时代为着满足农民的要求，毕竟分配了市乡的公地，废止了封建权利，出卖了国产。农民所得到的土地虽不多，但毕竟由此而使法国变成一个小农国，无论此后的政治如何反动，这种土地上的转移是无法改变的。同样，为着满足都市及农村工人的要求，革命权力不得不放弃其所坚持的经济自由主义，而实行了今日之所谓统制经济政策。最后，更有新六月法令。罗伯斯庇尔派倒，社会革命亦随而中止；可是，由于“街头社会主义者”所留下的回忆及巴贝夫派的推动，现代社会主义仍要从法国革命中去寻找根源。利希滕贝格尔【1】从而写出《社会主义与法国革命》【2】，而马克思、克鲁泡特金、拉斯基诸人，以及今日之苏联学派，都在从社会革命角度去看法国革命。

　　（二）革命之发生：自来认为法国革命是发生在一个极贫穷专制的国家，近人的研究已使此说不能成立。革命前的法国在经济上是空前的繁荣，政治上的专制不但不及以前，并且不及大陆上的其他国家。正因为较繁荣及较不专制之故，才使人民不满足于当时的统治而发生革命。领导革命的思想潮流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但这种思潮是否有一个先导呢？有三种看法：（一）受了十八世纪哲学家的思想，在这方面有所阐明的学者很多，如鲁斯唐【1】（1911年）、费伊【2】（1911年）、贝兰【3】（1913年）、亨利·塞（1920年）【4】、科尚（1925年）【5】及马迪厄，而以莫尔内【6】的《法国革命之思想来源》【7】（1933年）一书说得最为具体。因为思想家之倡导，才有改革的要求。三次议会中的人物都有不少人受了思想家的影响，的议员甚至把他们的话当经典。泰纳更着重这种看法，把革命者看成他们的使徒，想拿一个模型来范围革命，而不顾实际情况之是否相合。这种说法现在已被推翻了。思想家启发了革命者，但革命的途径却是革命者自己摸索出来的。勒费弗尔说，哲学家在理论上的表现，感情多于实际的要求。换言之，思想家对于事件的演变还看不到这样远。的议员们欢喜引用哲学家的理论，同时也喜引用古典的史实与名言，这表现资产阶级们久已有余暇在学习，所以他们才能领导。（二）法国革命之发生是否由于受了美国独立的影响呢？有人认为美国独立运动是法国革命的先驱，甚至说法国的《人权宣言》是借自美国的《独立宣言》，耶利内克【8】即持此种见解。可是这种看法近来须加以修正。法国革命的条件已具备，思想已成熟，美国独立运动固然刺激起改革，事实上并不能预示法国革命的途径；反之，即使没有美国的独立运动，法国革命也会发生的。布特米【9】认为《人权宣言》与《独立宣言》虽有相似之处，但法国的宣言是产生于法国的需要与传统及当时之改革气氛。维拉【10】说得好：“事实上美国人也是得自同一哲学思想来源，此种思想当十八世纪时已流行于各国，不过由美国人开一用宣言表达此思想的先例而已。”（三）旧制度时代秘密结社的共济会是否具有推动革命的力量呢？这是一个自1803年以来即争论不休的问题，近人的意见仍不一致。马丁【11】（1926年）【12】颇重视共济会的力量，而马迪厄及亨利·塞（1927年）【13】则认为其力量甚为微弱。莫尔内的结论认为共济会有组织的准备革命之论已不成立，一切关于他们之神秘的传说已被推翻；不过在革命前夕，他们对于人民的思想并非没有影响，其程度如何则颇难断定。费伊认为其力量是相当大的。根据这些专家研究之所得，可知革命心理的准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助于这个工作的力量很多，就是英国革命及开明君主的改革，亦未可忽视。不过我们很难拿出真凭实据来断定其孰大孰小。“陈情书”所表现的要求之不一致，证明思想来源是如何的复杂。我们不妨说在革命前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是由若干支流汇集而成的。假使仍要把某一支流视为主流，则不免错误。

　　（三）革命事变的演变：卡诺曾说过：“革命家不是天生成的，而是事态所制造的”，这句话也可应用于革命的演变；革命之发生是如此，革命之演进也是如此。自热月事变以后，反动派把革命视为一大罪恶。罪恶的发生是由于固定的阴谋及少数人的主使。泰纳固然持此种见解，马德兰亦然，而韦伯斯特夫人【1】的《法国革命史》（1919年）【2】竟谓整个革命是由于奥尔良公爵一派的阴谋，其目的在使这一旁支取得王位而已。这种“阴谋观”现在已受到了致命伤。近人研究之所得使我们知道革命时代是事变促成事变；就是有远见的革命领袖，也难预见到明日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变。阴谋一辞看如何解释，倘使把计划与对策也视作阴谋，则整个人类历史是由无数阴谋组成的，否则革命的演变不是少数人阴谋所能支配的。例如8月10日之推倒王政，及6月2日之推倒吉伦特党，事前确曾有所计划，但是领导者决无把握局势的远见，倘使不由于宫廷及吉伦特党本身的错误，则王政及吉伦特党的寿命，至少可以延迟相当时期。1789年的农民骚动是自发的。如果受有阴谋的指挥，则一定会同时爆发。8月4日夜的狂热，实不足使他们平息下来。自7月14日劫巴士底堡以后的一切事变，似乎都可作如是观。例如最受反动派攻击的九月屠杀，看来像是有预谋的；可是瓦尔特【3】在其专著（1932年）【4】中证明了当时并非一群人由此一监狱杀到另一监狱，反之，在各监狱中施行屠杀的人，彼此不同，时间先后也不同，受阴谋指挥的行动会如此笨拙吗？再如忿激派的行动，其领袖人物彼此不相谋，而且互相攻击，这能说是阴谋的指使吗？“事变促成事变”的原则一经证实，不但可以破除一切由于想象的旧说，且可从而研究出一切问题的真相。奥拉尔告诉我们，政治思想是逐渐趋于激进的。马迪厄告诉我们，经济政策是逐渐趋于左倾的。由于多数史家之研究，更使我们知道一个笃信旧教的民族，会如何演变到反基督教运动以至于主张无神论。

　　（四）政党之争：关于革命初期的政党比较易于理解，不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因为当时是以宫廷为中心，对宫廷的态度决定了左右两派的趋向。可是的议员几乎完全是资产阶级出身，那么我们拿什么理论来解释吉伦特党与山岳党之争呢？我们现在已知道当时政党之组织不严密，界限亦不十分清楚，甚至并无党派的形式，但有情绪上的结集而已。因此，自来认为山、吉两党之争是由私人感情决定的，党争只是人事上彼此恩怨之争；这种解释嫌太肤浅。奥拉尔进一步说明山、吉两党之争是中央集权制与地方分权制之争；山岳党重视巴黎，吉伦特党倚靠外郡来对抗巴黎；在其他政治主张上，他认为彼此并无特殊冲突。马迪厄不满意于这种解释，他认定是阶级利益的冲突，吉党代表资产阶级，山党代表小资产阶级及工农，吉党之反对巴黎，实际上就是反对巴黎的无产者。这种看法可以解释三种事变：（一）就外交关系而论，西贝尔、索雷尔、奥拉尔及马迪厄诸人都认为吉党应负战争责任，马迪厄更谓吉党之所以要发动战争，目的在保持其既得之政权，而使其有利于资产阶级之利益。（二）1793年的宪法问题，奥拉尔认为山吉两党所提出之草案，在思想上并无冲突，马迪厄则指出康多塞草案所规定的行政权力太大，人民选举权的限制太严，这都表示他们之受阶级意识的支配。1793年宪法曾由全国人民总投票决定，这次总投票予吉党一致命伤，促成了联邦党之乱的失败。（三）山吉两党经济政策之差异，也是由此而生，正因为吉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坚持自由主义而不肯妥协。山岳党虽亦出身于资产阶级，但因其同情无产阶级，且欲倚靠其力量来对付吉党，所以他们接受了干涉政策，甚至提出了新六月法令。

　　（五）恐怖政策之性质：恐怖时期被目为法国革命史上黑暗的一页。反动史家尽量把这黑暗面渲染，把革命分子写成了喝血的怪物。泰纳的著作即集此类渲染之大成。较为纯正一点的则从心理上分析，认为革命分子都是些狂信之士，强烈的信仰使他们不得不拥护恐怖统治。现在我们知道这都是不正确的，前者显然是诬妄，后者则近于空论。现代专家告诉我们，恐怖政策有其政治的及经济的双重性质。革命初起时原是反对集权制的，由于内忧外患之紧迫，事实上不得不走上集权制，由议会独裁而到救国委员会的独裁。托克维尔说明了这是由于旧制度的集权制演变来的。为着安内攘外起见，两委员会逐渐采用了恐怖政策；恐怖虽为多数史家所憎恶，可是他们认定恐怖加强了集权制而救了革命。这便是恐怖的政治意义。恐怖政策的经济意义是马迪厄提出的，他说明罗伯斯庇尔派原是反对恐怖政策的，恐怖政策之行使原是由于忿激派的要求，罗伯斯庇尔派更想拿恐怖政策做实行新六月法令的工具，以完成经济革命。此法令一经实施，恐怖政策即可停止。由于这种解释而引起了两个问题：第一，关于丹东的评价，丹东是奥拉尔的偶像，说他象征人民，是革命时代的理想人物。马迪厄则轻视丹东的人格，而且认为他对于革命的贡献并不如一般人所说的重要。文德尔【1】和巴尔都【2】所写的传记仍不能洗刷丹东的污点。据勒费弗尔诸人之意见，丹东的人格是很可指谪的，但对于革命的功劳则不能否认。丹东之失败，正由于他不了解恐怖政策之政治意义，因为他想阻止集权的独裁制，而自居于宽大派之首；他自然更反对不了解其经济意义，而认为革命可以中止了，于是，他便成了恐怖政策的牺牲者。第二，新六月法令之提出是否出于社会改革之诚意，抑系一种维持恐怖政策的手段。马迪厄认为罗伯斯庇尔派有此诚意，勒费弗尔对此颇为怀疑，因为新六月法令条文本身很暧昧，此种暧昧即表现其无诚意，当时穷人所希望的在于救济，政府实际进行的也是救济。是否果有诚意，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不过恐怖政策之具有经济意义，则属无可疑义。

　　在这样简略地叙述了法国革命研究概况以后，可知在此一百四十余年中，专家努力的贡献是如何的惊人，其修正旧说及新创的见解是如何丰富，政治争论的史家虽然欠缺科学精神，然而他们的贡献也是很大的。阿克顿说得好：“我们不要把偏见史家说得太坏了，我们所得力于他们的很不少。即使他们是不诚实，但他们却很有帮助，有如律师之帮助法官一般。单凭公正的真实性之启发；他们也许不会有这样的成绩。”就是科学的研究时代之史家也未能免除阶级偏见，那么，偏见史家的著作虽不能垂之久远，至少在研究的过程中是有用的。由于史家之努力，使我们对于法国革命史已经有了一个确定的轮廓。我们觉得法国革命好像一个巨幅油画，轮廓业已确定，色彩则每年在添加，许多问题仍有待于补充与修正。虽经专家努力了这么久，但它仍然不是一幅业已完成的图画。

　　抗战期中，笔者僻处内地九年，对于专家们在此八年中的新贡献，不特无法接触，就是连消息也得不到。目下战事虽已结束，但想把这种缺点补充起来，亦非短时期内所能办到的；因为本书急待结束，这种补充工作，只好留待将来。战争是摧残文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牺牲了若干有希望的青年史家，其中治法国革命史者，即有巴拉【1】，科尚，热拉尔【2】，梅勒拉伊【3】诸人；至于著作与文献之毁于战争者，更不可胜计。这一次战争的破坏更残酷，文化所受的损害当然更烈；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为学术努力的工作者仍会有相当的贡献，不会因战争而中断他们的工作。

　　本文是删改1945年的旧作而成，目的仅在说明资产阶级史学家研究法国革命史的概况，并无介绍全部有关法国革命史的著作之意；因此，为行文方便之故，甚至把若干重要的著作忽略了。苏联学者所写《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史学》【1】既经译者译出，载1955年5、6两期《史学译丛》【2】，故我在删改旧作时，凡属译文中说得比较详细的地方，我都尽量删去，以免重复。因此，我希望读者能同时参看这篇译文，不但可补充本文之不足，同时还可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这方面的贡献。笔者撰此文时，手边可供参考的资料是极有限的，不特没有多量的专著可资翻阅，甚至连一种完全的杂志也没有。本文之写出，一半是凭记忆，凭记忆的东西是无法注明其来源的。手边所曾利用的参考书，除正文中所曾分析过的某些著作以外，尚有后列数种：

　　【1】 即维亚切斯拉夫·彼得罗维奇·沃尔金（Вячеслав Петрович Волгин）和塔尔列主编的1941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1794》（Французская буржуаз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789-1794）最后一章（第15章）、由米利齐娜（Т. В. Милицина）和康斯坦丁·帕夫罗维奇·多布罗留布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ский，1885-1953）共同撰写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史学》（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2】 相关译文分为《巴黎公社以前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史学》，《巴黎公社以后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史学》两部，分别刊于《史学译从》1955年第5期，第27-47页；第6期，第20-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