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说起咖啡二字，许多人会在后面接上“文化”二字。而说起“咖啡文化”，巴黎又是许多人绕不过去的朝圣地，尤其是花神咖啡馆这种享誉百年的经典符号。

　　可是，即使他们发了朋友圈，并标注地点坐标，告诉你这里是花神，即使他们走上二楼，找到萨特和波伏娃的座位，然后大谈爱情，也未必知道这俩人其实稀里糊涂了半辈子，就像法国的历史轨迹那样充满了各种不理性因子，对人类文明并无裨益。

　　这样的花神，一度让我失去书写的欲望。但有一年，我坐在维也纳的一家小餐厅里，突然萌发了写写花神咖啡馆的念头。在这座与巴黎历史同样悠久的名城里，我鬼使神差地再次走进这家餐厅——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我四年前曾经来过。

　　对于这家开业于15世纪的小店而言，岁月也许应以百年计，四年委实太短，以至于看不出任何差别。同样斑驳的木桌椅，同样发出悠扬声音的老唱机，门口的“1473”字样，满墙老照片，甚至连头发花白、举止优雅的老侍应，都仍是同一人。所以，我也点了同样的菜和饮品。

　　在欧洲，有无数这样的小店，躲过岁月侵袭，代代传承。如果说花神咖啡馆有价值，那么它的意义也在于这传承，即使它曾经历转让。如果给它赋予过多政治意义和名人逸事衍生的花边意义（其实二者有相似之处），只会淡化它的魅力。

　　花神咖啡馆是巴黎最著名的咖啡馆，也因为萨特和波伏娃，因为毕加索，因为加缪，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馆。

　　于巴黎人而言，花神咖啡馆的传奇在二战时达到顶峰。1939年，花神易主，新老板布波在咖啡馆内厅装了巨大炭炉。不久后，巴黎沦陷，花神咖啡馆的温暖火光不但抚慰人心，也让众多反法西斯人士——尤其是作家们——聚在一起，期盼或说等待着胜利。

　　在此后四年时间里，萨特和波伏娃每日在此相聚，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写作或畅谈。萨特说：“花神之路我走了四年，那是一条自由之路”。

　　这片街区曾经萧瑟，法国大革命时期仅有乱糟糟的民宅。幸得塞纳河行政长官欧斯曼男爵的城市更新计划，在第二帝国主政时期重建巴黎，才使得这一带奠定了日后引领风尚的基础。

　　花神咖啡馆所在的这栋建筑物，建于1884年。如今与之呈“三角文艺地标”的另两个传奇咖啡馆，当时境况不一。对面街的利普咖啡馆已开业数年，而隔壁的双叟咖啡馆当时还是一家服装店。

　　第一个以出版物方式记录花神咖啡馆的人是作家莫哈。他曾创办刊物《法兰西行动》，主张国家利己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被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先声之一。

　　他曾写过一本政治生涯回忆录，取名《花神的征兆》。那是1898年，他写道“二楼有个咖啡区，一家简单餐厅，以前大门上方装饰有一尊代言人——年轻花神——的雕像，并刻意赋予它一些命运之说，希望在春神降临的征兆及庇佑下，能广为宣扬并带动我们第一波的‘法兰西行动’。”

　　由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开启花神咖啡馆的记录，似乎有点讽刺，可这就是事实。

　　1913年，诗人阿波利奈尔投资花神咖啡馆，将一楼变成《巴黎之夜》杂志编辑部。那是欧洲最灿烂的时刻，人们相信辉煌可以永续，工业革命带来的文明之火将照耀人类的未来。但谁也没想到，阴霾已经降临大地。1914年，一战爆发。

　　一战期间，阿波利奈尔仍会每天定时来到这里。1917年，他介绍菲利普•苏波和安德烈•布勒东相识，不久后又介绍他们与路易•阿拉贡相识，达达主义的班底就此形成。也是在这一年，他们坐在花神咖啡馆里，发明了“超现实主义”一词。次年，阿波利奈尔病逝。

　　这时的花神并不完美，但一战前的巴黎，也许才代表着巴黎最辉煌的时代，代表着欧洲乃至世界最辉煌的时代。

　　如今走入花神咖啡馆，仍可见到旧时形貌。高靠背的卡座，低矮的木椅，深色隔板，米色墙身，还有金色围栏与马赛克地面……就连侍者们，都穿着与旧时一模一样的制服。

　　只是如今的座上客已非旧时人物，游客比例极高，朝圣一番，喝上一杯咖啡或一杯热朱古力，便寻找下一个目标——也许就是隔壁的双叟。

　　走上二楼，就会见到萨特与波伏娃固定而坐的那张桌子。波伏娃在写作《第二性》期间，曾经写道：“这个下午，我在‘花神’的楼上，靠近窗子；我能看到潮湿的街道，梧桐在尖利的风中摇摆；有许多人，楼下极为嘈杂。”

　　如今从二楼望下去，巴黎仍是那个巴黎。只是，它早已不再是思想与文化的中心。百年来的社会变革，竟无一选择法国之路。巴黎依旧迷人，只是精英的幻灭感早已根深蒂固。即使是辉煌的左岸，如今似乎也只有昔日荣光可以怀缅。

　　塞纳河左岸是巴黎的荣耀，但最初的它并不属于巴黎。严格来说，如今的第五区、第六区和第七区，在建成之初都不属于巴黎。与之类似的是，如今艺术气息浓郁的蒙马特区，在建成之初也不属于巴黎。

　　如果非要给左岸一个地理定义，那么应该是塞纳河左岸的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一带。巴黎最有名气的咖啡馆、书店、美术馆和博物馆集中于此。

　　左岸的文化气息与右岸的商业气息截然不同，它没有浮华的那一面，它不是巴黎的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但却是巴黎的灵魂。

　　有人曾经写道：“塞纳河是两个世界的天然边界。它的右岸，是消遣、商业、奢华、新闻和演艺的巴黎；左岸则是思想、出版、大学、古董、书店的巴黎。一个慌慌张张、急不可耐、躁动不安，另一个适合人们在咖啡座、书店和画廊里穿梭，或让人忍不住去塞纳河边的旧书店搜索一番……”

　　如果说左岸也有缺点，那么吃的太差或许是唯一。我热爱法国菜，但唯一无法容忍的地方便是游客众多的巴黎左岸。我甚至认为，左岸这些专做游客生意、价格也比周边高出一线的餐厅，大大败坏了人们对法国菜的印象——毕竟，对那些“来过首都就算来过一个国家”的游客来说，巴黎左岸是他们尝试法国菜的唯一机会。可是当年，从美国来到巴黎的“迷惘的一代”，就是这样天天流连于左岸，不知道他们吃的法国菜，滋味是否与今天差不多。

　　1903年，斯泰因来到巴黎，1939年，亨利·米勒离开，这三十多年便是“迷惘的一代”在巴黎的历程。那时的巴黎和缓包容。“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的扉页写道：“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他们在巴黎游荡，他们在巴黎聚会，他们在巴黎写作。1909年，斯泰因出版《三个女人》，1925年，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不起的盖茨比》，1926年，海明威出版《太阳照常升起》，1934年，亨利·米勒出版《北回归线》……

　　随后便是二战，花神咖啡馆成为沦陷期间自由空气的象征，可那苦中作乐的温暖，算得上什么自由主义？起码，比起一战之前，巴黎和花神都走在巅峰之后的下坡路上。

　　当巴黎再度变得安逸，花神乃至左岸迎来了又一代知识分子。除此之外，还有各路明星。人们这样记录：“莎朗·斯通喜欢喝一杯香槟，罗伯特·德尼罗喜欢在漫长的上午观察行人。约翰尼·德普没有固定时间，早上、下午、晚上。春天，伊萨贝拉·罗塞里尼喜欢慵懒在露台上。杰克·尼克尔森咬着雪茄晒着最初的太阳。”

　　当然，在那之前，还有简·辛贝格与简•方达，还有罗曼•波兰斯基。法国人自己的明星更是不会错过这里，比如碧姬•芭铎。

　　可是，左岸乃至巴黎的荣光早已不再，前两年，甚至有法国作家表示：“如果我们能少卖些中国制造的萨特雕像，过去的日子就会回来。”

　　1984年，布波转手了他经营44年之久的花神咖啡馆。对于接手方，他只有两个条件：坚持文学传统，保留特色菜——煮鸡蛋配面包、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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