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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的黄金时代早已逝去连巴黎都所托非人

发布时间:2024-01-06

  如今说起咖啡二字,许多人会在后面接上“文化”二字。而说起“咖啡文化”,巴黎又是许多人绕不过去的朝圣地,尤其是花神咖啡馆这种享誉百年的经典符号。

  可是,即使他们发了朋友圈,并标注地点坐标,告诉你这里是花神,即使他们走上二楼,找到萨特和波伏娃的座位,然后大谈爱情,也未必知道这俩人其实稀里糊涂了半辈子,就像法国的历史轨迹那样充满了各种不理性因子,对人类文明并无裨益。

  这样的花神,一度让我失去书写的欲望。但有一年,我坐在维也纳的一家小餐厅里,突然萌发了写写花神咖啡馆的念头。在这座与巴黎历史同样悠久的名城里,我鬼使神差地再次走进这家餐厅——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我四年前曾经来过。

  对于这家开业于15世纪的小店而言,岁月也许应以百年计,四年委实太短,以至于看不出任何差别。同样斑驳的木桌椅,同样发出悠扬声音的老唱机,门口的“1473”字样,满墙老照片,甚至连头发花白、举止优雅的老侍应,都仍是同一人。所以,我也点了同样的菜和饮品。

  在欧洲,有无数这样的小店,躲过岁月侵袭,代代传承。如果说花神咖啡馆有价值,那么它的意义也在于这传承,即使它曾经历转让。如果给它赋予过多政治意义和名人逸事衍生的花边意义(其实二者有相似之处),只会淡化它的魅力。

  花神咖啡馆是巴黎最著名的咖啡馆,也因为萨特和波伏娃,因为毕加索,因为加缪,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馆。

  于巴黎人而言,花神咖啡馆的传奇在二战时达到顶峰。1939年,花神易主,新老板布波在咖啡馆内厅装了巨大炭炉。不久后,巴黎沦陷,花神咖啡馆的温暖火光不但抚慰人心,也让众多反法西斯人士——尤其是作家们——聚在一起,期盼或说等待着胜利。

  在此后四年时间里,萨特和波伏娃每日在此相聚,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写作或畅谈。萨特说:“花神之路我走了四年,那是一条自由之路”。

  这片街区曾经萧瑟,法国大革命时期仅有乱糟糟的民宅。幸得塞纳河行政长官欧斯曼男爵的城市更新计划,在第二帝国主政时期重建巴黎,才使得这一带奠定了日后引领风尚的基础。

  花神咖啡馆所在的这栋建筑物,建于1884年。如今与之呈“三角文艺地标”的另两个传奇咖啡馆,当时境况不一。对面街的利普咖啡馆已开业数年,而隔壁的双叟咖啡馆当时还是一家服装店。

  第一个以出版物方式记录花神咖啡馆的人是作家莫哈。他曾创办刊物《法兰西行动》,主张国家利己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被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先声之一。

  他曾写过一本政治生涯回忆录,取名《花神的征兆》。那是1898年,他写道“二楼有个咖啡区,一家简单餐厅,以前大门上方装饰有一尊代言人——年轻花神——的雕像,并刻意赋予它一些命运之说,希望在春神降临的征兆及庇佑下,能广为宣扬并带动我们第一波的‘法兰西行动’。”

  由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开启花神咖啡馆的记录,似乎有点讽刺,可这就是事实。

  1913年,诗人阿波利奈尔投资花神咖啡馆,将一楼变成《巴黎之夜》杂志编辑部。那是欧洲最灿烂的时刻,人们相信辉煌可以永续,工业革命带来的文明之火将照耀人类的未来。但谁也没想到,阴霾已经降临大地。1914年,一战爆发。

  一战期间,阿波利奈尔仍会每天定时来到这里。1917年,他介绍菲利普•苏波和安德烈•布勒东相识,不久后又介绍他们与路易•阿拉贡相识,达达主义的班底就此形成。也是在这一年,他们坐在花神咖啡馆里,发明了“超现实主义”一词。次年,阿波利奈尔病逝。

  这时的花神并不完美,但一战前的巴黎,也许才代表着巴黎最辉煌的时代,代表着欧洲乃至世界最辉煌的时代。

  如今走入花神咖啡馆,仍可见到旧时形貌。高靠背的卡座,低矮的木椅,深色隔板,米色墙身,还有金色围栏与马赛克地面……就连侍者们,都穿着与旧时一模一样的制服。

  只是如今的座上客已非旧时人物,游客比例极高,朝圣一番,喝上一杯咖啡或一杯热朱古力,便寻找下一个目标——也许就是隔壁的双叟。

  走上二楼,就会见到萨特与波伏娃固定而坐的那张桌子。波伏娃在写作《第二性》期间,曾经写道:“这个下午,我在‘花神’的楼上,靠近窗子;我能看到潮湿的街道,梧桐在尖利的风中摇摆;有许多人,楼下极为嘈杂。”

  如今从二楼望下去,巴黎仍是那个巴黎。只是,它早已不再是思想与文化的中心。百年来的社会变革,竟无一选择法国之路。巴黎依旧迷人,只是精英的幻灭感早已根深蒂固。即使是辉煌的左岸,如今似乎也只有昔日荣光可以怀缅。

  塞纳河左岸是巴黎的荣耀,但最初的它并不属于巴黎。严格来说,如今的第五区、第六区和第七区,在建成之初都不属于巴黎。与之类似的是,如今艺术气息浓郁的蒙马特区,在建成之初也不属于巴黎。

  如果非要给左岸一个地理定义,那么应该是塞纳河左岸的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一带。巴黎最有名气的咖啡馆、书店、美术馆和博物馆集中于此。

  左岸的文化气息与右岸的商业气息截然不同,它没有浮华的那一面,它不是巴黎的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但却是巴黎的灵魂。

  有人曾经写道:“塞纳河是两个世界的天然边界。它的右岸,是消遣、商业、奢华、新闻和演艺的巴黎;左岸则是思想、出版、大学、古董、书店的巴黎。一个慌慌张张、急不可耐、躁动不安,另一个适合人们在咖啡座、书店和画廊里穿梭,或让人忍不住去塞纳河边的旧书店搜索一番……”

  如果说左岸也有缺点,那么吃的太差或许是唯一。我热爱法国菜,但唯一无法容忍的地方便是游客众多的巴黎左岸。我甚至认为,左岸这些专做游客生意、价格也比周边高出一线的餐厅,大大败坏了人们对法国菜的印象——毕竟,对那些“来过首都就算来过一个国家”的游客来说,巴黎左岸是他们尝试法国菜的唯一机会。可是当年,从美国来到巴黎的“迷惘的一代”,就是这样天天流连于左岸,不知道他们吃的法国菜,滋味是否与今天差不多。

  1903年,斯泰因来到巴黎,1939年,亨利·米勒离开,这三十多年便是“迷惘的一代”在巴黎的历程。那时的巴黎和缓包容。“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的扉页写道:“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他们在巴黎游荡,他们在巴黎聚会,他们在巴黎写作。1909年,斯泰因出版《三个女人》,1925年,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不起的盖茨比》,1926年,海明威出版《太阳照常升起》,1934年,亨利·米勒出版《北回归线》……

  随后便是二战,花神咖啡馆成为沦陷期间自由空气的象征,可那苦中作乐的温暖,算得上什么自由主义?起码,比起一战之前,巴黎和花神都走在巅峰之后的下坡路上。

  当巴黎再度变得安逸,花神乃至左岸迎来了又一代知识分子。除此之外,还有各路明星。人们这样记录:“莎朗·斯通喜欢喝一杯香槟,罗伯特·德尼罗喜欢在漫长的上午观察行人。约翰尼·德普没有固定时间,早上、下午、晚上。春天,伊萨贝拉·罗塞里尼喜欢慵懒在露台上。杰克·尼克尔森咬着雪茄晒着最初的太阳。”

  当然,在那之前,还有简·辛贝格与简•方达,还有罗曼•波兰斯基。法国人自己的明星更是不会错过这里,比如碧姬•芭铎。

  可是,左岸乃至巴黎的荣光早已不再,前两年,甚至有法国作家表示:“如果我们能少卖些中国制造的萨特雕像,过去的日子就会回来。”

  1984年,布波转手了他经营44年之久的花神咖啡馆。对于接手方,他只有两个条件:坚持文学传统,保留特色菜——煮鸡蛋配面包、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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